2015年9月中旬，被害人严某某因经营奉贤区金汇镇迎金路xxx号 xxx楼服装厂需要资金周转，经张某某（另处）介绍至被告人陈某某处借 款，双方约定借款金额60万元，并签署了 60万元的借条。被告人陈某某为 谋取非法利益，在转账留下银行交易流水后，又以行业规矩需提前支付利息 和服务费为由，让严某某转账25.5万元至周某银行账户，后回流至自己银 行账户，严某某实际到手34.5万元。

嗣后，被告人陈某某凭借该借条及银 行流水，要求被害人严某某还款60万元。严某某还款4.5万元后无力还款， 被告人陈某某又以违约、支付利息等方式，垒高债务至100万元，并纠集他 人逼迫严某某签下70万元还款计划，后严某某卖房还款55万元。被告人陈 某某通过上述“套路贷”方式骗得被害人严某某共计25万元。

2018年2月7日，被告人陈某某在家属的帮助下赔偿了被害人严某某经 济损失25万元，并取得了谅解。

法院认为，被告人陈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 的方法，骗取公民数额巨大的财物，其行为显已触犯刑律，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陈某某具有立功表现，经查，被 告人陈某某到案后积极交代同案犯的犯罪事实系坦白的表现，依法不能认定 为立功，故对此不予采纳，但被告人认真悔罪可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被告人 陈某某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依法可从轻处罚。案发后，被告人陈某 某在家属帮助下退赔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可酌情从轻处罚。上 述情节，在量刑时一并予以考虑，采纳控辩双方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的意见。判决：被告人陈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宣告缓刑3年，并处罚金5万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于判决生效后10日 内缴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6条规定：“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除 外。”也就是说，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不得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的四倍，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但比传统高利贷可怕的是，“套路 贷”拥有几乎完美的证据链。

一旦双方签订虚假的借款合同，贷款方便将虚 高的借款金额转入借款人账户，制造“账户资金流水与借款合同一致”的证据，然后以快速审核费、信息认证费、账户管理费、风控服务费、中介费等 名义收取高额的“砍头息”，借款人实际只能获得部分钱款。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7条规定：“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 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实践中，法院根据民 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规制预扣利息行为，但预扣利息的方式日益隐蔽, 尤其是现金交付，审查难度大。借款人借款时也应当注意避免砍头息及证据 的保留。

本文作者：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民商事业务部  郭志昆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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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雷石普法 | 套路贷之一：“砍头息”

2015年4月，事益公司（甲方）与付某（乙方）签订《投资合作协议》，协议第一条“协议签订的前置条件”第6项约定：甲方融资后，该项目总体投资额1亿元。项目投资和建设期间的经营费用超过1亿元时，追加部分由甲方负责，乙方不追加投资。

第二条“乙方投资及收益计算”第1项约定：乙方投资1300万元，按照甲乙双方约定的时间（合同签订后3日内汇款300万元，2015年4月22日前余款全部到位）汇入甲方指定的账户，甲方为乙方开具收据；第3项约定：本协议签订后，建设期间内（1年）按实际收益的15%计算分红；建设期满后，年净收益不足3000万元时，按3000万元计算分红，超过3000万元时，按实际净收益计算分红，甲方承诺四年内支付给乙方的收益达到乙方投资额度，实际收益未达到的，用甲方收益弥补并支付给乙方；第5项约定：分红每年一次，12月30日结账，次年1月15日前分红。

第四条“违约责任”第4项约定：因甲方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亏损，乙方不承担经济损失，并按约定标准计算投资收益。协议签订后，付某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于2015年4月14日至6月2日分六笔向事益公司转款1300万元。

协议履行过程中，付某多次向事益公司监事林某要求支付其固定收益，但是事益公司均未履行。双方发生纠纷，多次协商未果。付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投资合作协议》；二、事益公司向付某偿还1300万元借款，支付付某624万元利息（自2016年6月至2018年6月，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支付付某律师代理费19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从《投资合作协议》约定看，付某的收益是采用固定回报的方式，并且有保底条款，明确了案涉1300万元的性质是借款，而非投资；事益公司经营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付某不承担损失，但无论盈亏都要按照约定标准计算收益，由上述约定可知，付某不参与事益公司的经营管理，其投入的资金不承担任何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数额的收益，所以不难看出事益公司的真实意思是借款；协议的目的是以投资为名，通过股权的份额作为担保，向付某借款。故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实质是民间借贷，而非投资。

现按照双方协议约定，事益公司一直迟延履行支付利息的主要债务，付某多次催要，并给予合理期限，但是在合理期限内，事益公司仍然没有履行，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的期限内仍未履行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付某依此主张依法解除双方签订协议的诉讼请求有理，予以支持。关于案涉款项及利息给付的问题。

事益公司收到付某支付的1300万元后，没有按照双方协议约定按期给付利息，致使双方签订的协议无法履行，应依法解除，事益公司应当将案涉借款偿还给付某，并按照约定支付相应的利息。因双方当事人在《投资合作协议》中对诉讼费用（含律师费）的承担做了明确约定，按照约定应由败诉方事益公司承担。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解除付某与事益公司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二、事益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付某本金1300万元；三、事益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付某624万元利息（以130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至2018年6月，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四、事益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付某律师代理费19万元。

二审法院认为，从《投资合作协议》约定的内容看，并不具有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投资合作特征，而是约定付某出资后，享有固定收益。因此，该投资合作协议更具有借款特征。

事益公司工商登记虽变更付某为公司股东，但付某主张该行为系为了对其借款债权提供担保。事益公司主张是股权转让，但案涉协议系付某与事益公司签订，款项亦支付事益公司，事益公司未能举证证明付某与事益公司原股东签订过股权转让协议，故不具有规范的股权转让特征。

事益公司主张系公司增资扩股，但付某向事益公司支付款项为1300万元，公司增资金额与付某付款金额及付某所持有的事益公司股权数额、出资额等均不对应，而且，事益公司发生增资减资变动，付某的股权比例亦始终不变，故不具有规范的公司增资扩股特征。付某否认其参与事益公司经营，事益公司未能举证证明付某参与事益公司实质性经营活动。

因此，付某抗辩其成为事益公司股东并持有事益公司股权，系股权让与担保行为，理由成立。事益公司股权办理至付某名下，系作为付某债权的担保，而非真正的股权转让或增资扩股。至于事益公司主张双方协议中未约定本金偿还期限故不属于借款的理由，因合同法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情形，均有相关规定，故并不能以此否定双方存在借款关系。

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付某与事益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性质，并无不当。当然，如果事益公司将付某的借款全部清偿，付某应将股权返还事益公司。据此，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事益公司与付某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约定内容表明，付某所获收益是以固定回报方式计算，且约定无论公司经营情况如何，是否亏损，付某均按标准获得投资收益。因此，《投资合作协议》的约定不具有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投资合作特征。

事益公司工商登记虽变更付某为公司股东，但事益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付某参与了公司的实质性经营活动。付某不参与事益公司的经营管理，其投入的资金不承担任何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数额的收益，该1300万元名为投资，实为借款。

仅就事益公司与付某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而言，原审认定为民间借贷性质，并无不当。事益公司收到付某支付的1300万元后，没有按照双方协议约定按期给付利息，事益公司应当将借款偿还给付某，并按照约定支付相应的利息。

原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有关规定，结合合同的内容及履行情况，并根据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事益公司应支付的利息标准，亦无不当。

据此，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事益公司的再审申请。

当事人之间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并不具有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投资合作特征，而是约定一方出资后，无论公司经营情况如何，是否亏损，均按标准计算并享有固定投资收益。应认定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名为投资、实为借贷”。

本文作者：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民商事业务部  王晓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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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雷石普法 | “名为投资、实为借贷”法律关系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