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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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演员郑爽被前男友张恒曝出涉嫌“偷税漏税”后，上海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已对举报内容予以受理，正在依照税收法律法规进行调查核实，引发关注。

如果存在逃税行为，应当怎么承担责任呢？到何种程度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首先，每位公民都有权利使用公共资源，享受公共服务，与之相对，公民自然要承担依法纳税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

其次，对于纳税的计算，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第六条规定：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以收入减除百分之二十的费用后的余额为收入额，稿酬所得的收入额减按百分之七十计算。具体还可参考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表及预扣率表。

再次，如果通过阴阳合同的操作拆分收入，那么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就会大幅降低。一旦被查出，就需要在规定期限内缴纳税款，而且需要在补缴税款的基础上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具体依据是《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而对于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的，还会被处以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法律依据为《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或者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最后，如果在税务机关下达追缴通知后仍然不补缴税款和滞纳金，那么可以依据《刑法》第二百零一条之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二百零一条规定：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综上，任何逃税案件，首先必须经过税务机关的处理，税务机关没有处理完结的，司法机关不得直接追究其刑事责任。

只有当行为人根据税务机关的罚款决定，已经缴纳罚款时，才能认定为“已受行政处罚”。而只有在行为人超过了税务机关的规定期限而不接受处理时，司法机关才能追究刑事责任。

需要提醒注意的是，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4款的但书对适用刑罚阻却事由的规定作出了排除适用的事由，即“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不适用刑罚阻却事由的规定。

也即是说，五年内的逃税罪累犯和被行政处罚两次的，不免除其刑事责任，这也体现了刑法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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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兼职的概念

兼职，是和专职、全职相对应的概念，一般意义上的兼职是指在本职工作之外兼任其他工作职务。即本职工作是主要工作，非主要工作外的工作称兼职。如果只做一种工作则 称专职或全职，无所谓兼职。

比如高校教师兼任某企业咨询顾问或兼任程序设计师或做兼职律师等，再如某公务员做业余培训师等。兼职是相对于在校大学生学业而言，是大学生为了提高自身能力、解决经济困难问题，在课余时间参与的 校内、外劳动。

大学生兼职的特点

（一）  大学生兼职的无本职性

大学生兼职并不具有相对应的实际本职工作，之所以称 为兼职是相对于其学习而言。大学生以学为主，把学习比作学生的本职工作，课余时间进行的一定量的劳动工作看作兼职。然而，通常所说的本职工作指的是劳动，这里的本职工作指的是学习，是受教育。由此决定了大学生的兼职和一般 职工兼职的区别。也正是因为这种区别，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均认为，大学生兼职不具有劳动法律关系的性质。

1995年，劳动部印发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在校大学生借助业余时间勤工俭学可不视为就业，用人单位可不与大学生签订劳动合同。《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明确了“在读大学生勤工俭学工作形式，企业可不必为其缴纳基本社会保险”，学界认为，大学生的本职工作其实是学习，是受教育，不是劳动。大学生作为受教育者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者，充其量是未 来的劳动者，还没有真正进入劳动市场。大学生本身的学习性、受教育性、非劳动性，使得大学生的兼职更具助学性，而少有劳动法意义上的工作性。

因此，作为在校学生而言， 其本职是在校学习，而学习之外可通过兼职劳动获得一定的 收益，这种兼职并不属于劳动法范畴内的兼职，既非全日制，也不是非全日制，属于一种特殊的用工形式。大学生兼职建 立的法律关系更具教育法律关系的性质，顶多具有一定的民法性质，而不具有劳动法律关系的性质。

（二）  兼职法律关系性质多样性

1、 具有劳动法律关系性质的兼职

比如有的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到用人单位去打零工，也就是做小时工，属于非全日制用工，有的大学生利用寒暑假，在用人单位从事全日制工作。这两种均构成劳动法律关系。             

2、具有民事法律关系性质即雇佣关系的兼职

比如有的大学生利用课余和假期的时间进行电脑维修、程序设计，做家教、钟点工、业务模特、业务培训师等构成的法律关系。

3、 具有商事法律关系性质的兼职

比如有的大学生自己办公司即构成商事法律关系。

（三）  调整大学生兼职的法律规范不同

不同的法律关系是不同法律规范调整的结果。例如，从行政法调整社会关系的角度分析，大学生兼职是一种行政法关系，而从民法角度分析，大学生兼职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在经济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构成经济法律关系。同样的，大学生在课余假期时间打零工、打全工而产生的社会关系是由劳动法来调整的，做家教、钟点工、业余培训师等构成的社会关系是民法来调整的，而办公司产生的社会关系则是由商法来调整的。

（四）  大学生兼职的国家干预程度不同

大学生兼职因为由不同的法律规范来调整，形成了不同的法律关系，而对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国家干预的程度是不同的。比较而言，劳动法的国家干预程度最强，商法次之，民法最弱。

 （五）大学生兼职所适用的时效期间不同

根据我国《劳动法》相关规定，劳动关系当事人因劳动 纠纷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时限为一年，超过时效当事人申请仲裁权利消灭，除不可抗力原因或正当理由，劳动仲裁委员会不予支持其申请。当劳动关系双方发生劳动纠纷时，当事人可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时效为三年，可视情况中止、中断、延长诉讼时效。超过诉讼时效的，法院应视情况决定是否受理，无正当理由中止、中断、延长的，法院应按要求驳回不合理当事人请求。由于用人主体与大学生并非劳动合同关系，不能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因此，大学生兼职遇劳动纠纷时，可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时效为三年。

（六）大学生兼职产生的法律责任不同

在大学生兼职劳动关系中，当事人主体同时形成民事责任关系和行政责任关系，根据该要求，当因用人主体违约解除劳动关系时，用人应向当事人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同时，当事人可向劳动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失业金。但由于大学生兼职并不属于劳动合同关系，而是劳动雇佣关系，其产生的法律责任限于民事法律责任，具体包括咋用人单位违约责任和合法权益侵权责任，但不涉及行政责任，因此，兼职大学生不能向劳动行政管理申请失业金。

我国关于大学生兼职的相关法律保护

从国际立法经验来看，西方国家大多支持大学生劳动者权益，并从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建立配套的法律体系，在用工主体、大学生支持力度方面，从立法、执法、司法等环节优先保护大学生兼职权益，确保劳动法律关系的公平。例如，德国即规定除高校规定的义务实习不构成劳动关系外，其他大学生兼职工作中，如大学生服从用人单位安排并提供了相应的劳动，即认定形成从属性的劳动关系，大学生与用人单位劳动关系受到劳动法律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改革开放以前，大学生兼职现象就已经存在，但这一时期的兼职主要是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的一种勤工助学形式。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大学生兼职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并且其动机和目的已不仅仅局限在经济层面上，更多的是为了参与社会实践，积累社会经验，提高实践能力和工作能力等。大学生兼职的平台也从校内逐步延伸到社会，且大学生兼职的种类、内容、渠道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相对于大学生兼职的大量出现，我国立法、执法、司法却呈现出了滞后和空白，由此导致大学生兼职的权益保护面临诸多的法律困境。纵观我国的立法，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我国《劳动法》规定，年满16周岁的自然人具有劳动能力。由此赋予了作为我国公民的大学生以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然而，从我国的相关劳动立法来看，根据1995年颁布实施的《劳动法》、《关于贯彻执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 若干问题的意见》、2003年颁布实施的《关于非全日制用工若干意见的规定》和2008 年颁布实施的《劳动合同法》，都没有明确将大学生兼职纳入劳动法律的保护范围。

立法的空白，自然导致了大学生兼职在执法和司法方面的无法可依之困境。在执法和司法实践中，由于大学生兼职法律性质的特殊性，不适用劳动合同关系，仅能依据《民法》中雇佣关系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导致大学生在兼职过程中权益受侵害问题突出，无法最大限度保障兼职大学生合法权益。无疑，对劳动者而言，劳动法意义上的保护比之民法意义上的保护更全面，更具体，更具国家干预性和强制性。如果仅把大学生兼职看作民法上的普通雇佣关系，大学生兼职不能享受《劳动法》中最低工资标准和劳动保护条件，致使兼职大学生长期处于恶劣劳动环境，且薪资水平低于正常水平，由此引发用人单位将兼职大学生作为廉价劳动力使用， 缺逃避了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很大程度上侵害了兼职大学生的利益。   

大学生兼职的法律保护及其利益最大化的关键在于将大学生兼职纳入劳动法的调整和保护范围，焦点是大学生兼职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是否具有劳动法律关系的性质。如前所述，比之民法，劳动法尤其是《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是倾斜性的，实现了从形式上的平等到内容上、事实上的平等的转化，并且劳动法的国家干预较之民法也更强大。因此，将大学生兼职纳入劳动相关法律的调整范围，能实现大学生利益的最大化。目前大学生的兼职形式虽然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但其最主要的形式是非全日制用工。2008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劳动合同法》，虽没有明确将大学生兼职列举为非全日制的用工形式，但其已经对全日制用工和非日制用工这两种劳动关系进行了规定和界定，而且也未将大学生兼职排除在非全日制用工形式之外。这就为将大学生兼职置于劳动法的保护之下提供了法律的依据。同时，根据我国宪法、劳动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大学生作为我国公民，只要达到法定劳动年龄、具有劳动能力、以从事劳动获取合法收入且符合劳动法规定的劳动关系成立要件的，就可以纳入劳动法的调整和保护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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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的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双方依旧负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而孩子由谁抚养，其出发点应该从子女身心健康出发，全面考虑孩子的成长教育、生活环境、内心情感、父母经济状况等多种因素。

在《民法典》实施之前，对于离婚后子女抚养的问题，裁判主要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现该规定已废止，抚养权变更主要是《民法典》第1084条。

一、甘某与陈某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6）京0108民初8909号

原告提出：其发现被告没有尽职抚养女儿，不够细心尽责。幼小的女儿经常不洗澡，而且被告还将不足两岁的女儿单独交给保姆照顾，严重违反了离婚协议，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第二，被告违反离婚协议，禁止原告探望年幼的女儿，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法院认为：从孩子目前情况考察，孩子的生活、教育情况稳定，并不存在严重威胁孩子成长、必须变更抚养权的法定事由。尽管女方对男方一些照顾孩子的细节提出质疑，但不改变男方对其子悉心照料、精心养育的事实。从不改变孩子稳定的生活、居住状况考虑，孩子由其父亲抚养更适宜其成长。甘某要求变更抚养权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二、王某与阎某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5）昌民初字第6490号

法院查明：原、被告经自由恋爱，于2008年7月8日登记结婚，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生有一子一女，女，王某2，2010年12月22日出生；子，王某3，2013年5月10日出生。2014年12月1日双方因感情不和在昌平区民政局协议离婚，双方签订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女儿王某2和儿子王某1全部由女方自行抚养，男方视自己的经济状况自愿支付孩子抚养费用。

法院认为：首先，从原、被告个人基本情况出发，原告现从事私人金融理财服务，工作自由度高，收入稳定，具备抚养子女成长的经济基础和条件，虽被告亦从事财务工作，但在工作和抚养两名子女成长中难以完全兼顾；其次，从原、被告家庭成员出发，原告父母及亲属均在北京地区工作生活，有稳定住房、教育程度较高，且均表示出强烈的意愿，要求协助原告抚养子女，在稳定的家庭环境下更有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被告现租房居住在成都市，被告的其他家庭成员在北京地区生活，难以协助被告共同抚养被扶养人生活起居；最后，从被抚养人本身出发，原、被告婚生女王某2现已年满四岁，心智基本成熟，且属于学龄前儿童，现王某2随被告在成都地区生活，在教育质量等相关方面北京地区更具优势；婚生子王某1现不满二岁，属婴幼儿，在婴幼儿的喂养阶段遂母亲生活对被抚养人成长更为有利。故结合上述分析，本院认为，现被抚养人王某2、王某1均由被告抚养不仅加大了被告自己的生活压力和负担，而且对两名被抚养人成长不利，故对于原告要求将婚生女王某2抚养权变更，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要求将婚生子王某1的抚养权变更，本院不予支持。

三、赵某与计某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9）京0115民初27259号

法院查明：原告赵某与被告计某原系夫妻关系，2008年5月20日生育一子计星宇，2011年7月17日生育一女计星蕊。二人于2015年4月20日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约定计星宇、计星蕊归计某抚养，赵某不付抚养费。

法院认为：父母离婚后子女的抚养问题，应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以及保障子女合法权益出发，结合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予以妥善解决。本案中，原告赵某与被告计某协议离婚时约定婚生子计星宇、婚生女计星蕊由被告计某抚养，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现计某已重新回归社会，并表示可以找工作挣钱抚养孩子，且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应当变更抚养关系的相关情形，故对于原告赵某要求变更抚养关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抚养权变更的诉讼案件，法院裁判主要依据“最有利于孩子成长”这一原则，同时会依据尽量不改变子女熟悉的抚养条件或者抚养环境的原则，请求变更需举示证据证明抚养条件已发生明显变化，且请求方进行抚养明显更有利的原则进行裁决。现实中一方进行了绝育手术并非绝对的会判决变更抚养权，而具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能为子女的成长提供较为优厚的外部条件的是抚养权变更的有利条件，家暴的或脾气暴躁、具有明显暴力倾向的是排除抚养权归属的不利因素。

对此，律师建议在收集变更抚养关系证据途径上，因为民事诉讼一般要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提起变更抚养关系纠纷诉讼的一方必然要承担起大部分的举证责任，如果一方认为与子女共同生活的另一方存在法律上认可的变更抚养关系的情况，应当从以下方面着手展开收集证据：

（1）到对方的工作单位，请求工作单位出具相关的证明材料以证明其收入及工作变动情况，如对方属于国家公职人员，一般其工资是可以查询确定的；

（2）如因对方拖欠债权人的债务，可向对方的债权人请求其出具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证明；

（3）于对方的邻居、朋友处请求其出具对方长期不良嗜好的证明，或者请求其出具对方未尽到抚养义务、虐待子女的说明；

（4）如经常变更居住地，可向对方租房的房屋所有权人了解其签订租赁合同的情况；

（5）如对方患有严重疾病或伤残的，需要医疗及医学鉴定部门出具相关的证明材料。

 综上，孩子是家庭未来的希望，希望各位父母在抚养权归属的问题上，少一些自私与狭隘，多一些谅解与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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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谓“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区别于“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行为，后者从事发放贷款的主体必须是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而非为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之间，且后者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

二、民间借贷中“保证人”的认定：

1、保证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仅仅是签名或者盖章，但其没有表明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相关事实证据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的，出借人就不能认定其为保证人并要求承担保证责任。

2、如果借贷双方是通过网络贷款平台形成的民间借贷关系，此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仅仅只是提供了媒介服务行为，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是不能被认定承担保证责任的。

若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通过网页、广告或者其他媒介明示或者有其他证据证明其为借贷行为提供担保，出借人请求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

第二十条 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名或者盖章，但是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一条 借贷双方通过网络贷款平台形成借贷关系，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仅提供媒介服务，当事人请求其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通过网页、广告或者其他媒介明示或者有其他证据证明其为借贷提供担保，出借人请求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三、保证责任的方式

所谓“保证”就是为了保障债权的实现，由保证人向债权人承诺或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其他情形时，保证人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保证包括了两种方式“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如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将会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

1、一般保证是指保证人在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再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债务纠纷没有经过法院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的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所负债务之前，有权拒绝向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但是法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债务人下落不明，且无财产可供执行；人民法院已经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债权人有证据证明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履行全部债务或者丧失履行债务能力；保证人书面表示放弃本款规定的权利。

对于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没有在保证期间内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人无须再承担保证责任。

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向债权人提供债务人可供执行财产的真实情况，债权人放弃或者怠于行使权利导致该财产不能被执行的，保证人在其提供可供执行财产的价值范围内不再承担保证责任。

保证人仅仅为借款人提供了一般保证的，出借人只是起诉保证人，借款人应当被追加为共同被告；如仅仅起诉借款人的，保证人可以不被追加为共同被告。

2、 连带责任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其他情形时，债权人既可以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请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如果没有在保证期间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有权不再承担保证责任。

如果保证人为借款人提供的是连带责任保证，出借人只是起诉了借款人，保证人可以不被追加成为共同被告；若是出借人仅仅起诉保证人的，可以将借款人追加为共同被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四条 保证人为借款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出借人仅起诉借款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不追加保证人为共同被告；出借人仅起诉保证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借款人为共同被告。保证人为借款人提供一般保证，出借人仅起诉保证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借款人为共同被告；出借人仅起诉借款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不追加保证人为共同被告。

《民法典》  

第六百八十一条  保证合同是为保障债权的实现，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情形时，保证人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合同。

第六百八十六条  保证的方式包括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

第六百八十七条  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有权拒绝向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债务人下落不明，且无财产可供执行；

（二）人民法院已经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

（三）债权人有证据证明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履行全部债务或者丧失履行债务能力；

（四）保证人书面表示放弃本款规定的权利。

第六百八十八条  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和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情形时，债权人可以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请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第六百九十三条  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

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

第六百九十八条  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向债权人提供债务人可供执行财产的真实情况，债权人放弃或者怠于行使权利致使该财产不能被执行的，保证人在其提供可供执行财产的价值范围内不再承担保证责任。

“民间借贷”行为在社会中存在已久，由此而产生的借贷争议问题也日益增多，为了更好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现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和《民法典》针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详细的法律规定，本文仅浅述了“民间借贷”之保证内容，以期能实现共同学习之目的，更好的帮助大家维护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