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简介
2020年8月初，王某和于某因停车问题发生争吵。争吵间双方言语激烈，后经周围群众劝解，于某离开争执的地点，回到自己房屋内。而王某却不想善罢甘休，又来到于某家房屋门口继续吵嚷，且情绪十分激动，并不停用手指向屋内，经周边群众劝解后离开。此后，王某又多次返回于某家门口吵嚷。半小时后，于某被发现在家中死亡。
经医院诊断，于某的死亡原因为呼吸心跳骤停，心源性猝死。事发后，于某家属认为王某不遵守停车管理的相关规定，将面包车停放到了于某家门口，在于某劝说其挪车时，王某对于某进行辱骂滋事，从而导致了于某的死亡，应对于某死亡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付，因此将王某告上法庭。
裁判过程
律师分析与总结
免责声明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与人吵架，对方因情绪激动猝死，如何担责？
前言
自限购政策施行之后，部分有购房需求的人失去了购房资格，即使能签买卖合同，也无法在房地产中心进行交易过户。在此情况下，个别购房者采用了“借名买房”的方式，即以父母、子女或者其他人的名义购房，而购房款项却由购房者自己支付。
一直以来，司法实践上对于借名买房合同效力存在不同的观点。不久前，最高法公布了一份裁判文书，明确了“借名人与出名人为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签订的《房产代持协议》因违背公序良俗应认定无效”。
案情简介
2012年12月20日，徐某欣与曾某外签订《房产代持协议》约定：案涉房屋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等一切权利均属于徐某欣；徐某欣以曾某外名义签订案涉购房合同及其他相关配套法律文件，交房时案涉房屋的房产证、土地使用证登记在曾某外名下；曾某外仅代替徐某欣持有房产，并不享有任何权利，未经徐某欣书面同意，曾某外不得单方处分房产。买方即“经办人”处、协议每页右下角及尾页乙方（代持人）处签名均为“曾某外”。
2012年12月24日，金某向北京星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泰房地产公司）支付购房款20万元；2013年1月14日至2013年5月14日期间，安凯公司分25次向星泰房地产公司支付购房款共计23892000元；2013年5月8日，徐某欣向星泰房地产公司刷卡支付购房款250万元,上述购房款合计26592000元。
2013年3月8日，星泰房地产公司与曾某外签订《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约定曾某外购买案涉房屋，房屋总价款26592000元，买方签名为“曾某外”。同日，双方签订《声明书》，约定通过北京市房地产交易权属管理系统网签合同（编号：XF404XXX），双方以《声明书》与网签合同共同向北京市朝阳区房屋管理局申请办理房屋登记，书面合同不再提交。买方即“经办人”处签名为“曾某外”。
2016年1月8日，曾某外向王某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王某代为办理案涉房屋的不动产登记相关手续。同年2月19日，案涉房屋所有权登记在曾某外名下,《不动产权证书》编号为京（2016）朝阳区不动产权第0026XXX号。
2014年4月25日，中集哈深公司作为委托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作为贷款人与大庆庆然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然公司）作为借款人签订《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和《补充协议》，约定委托借款人民币2910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借款期限6个月。
同日，兴业银行与石某、秦某、曾某外、周某、马某某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上述个人对2910万元借款承担最高本金限额为2910万元的连带保证责任，保证范围为本金及利息。
2016年5月1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沈中民三初字第001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庆然公司返还中集哈深公司借款本金23279999.43元及利息（截止2015年7月24日利息4722607.52元和2015年7月25日起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逾期贷款利率计付的利息）；石某、秦某、曾某外、周某、马某某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判决生效后，中集哈深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6年10月17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辽01执579号民事裁定书，查封登记在曾某外名下的案涉房屋。同年10月21日，一审法院扣划了曾某外名下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地支行的存款1329000元。2017年1月23日、2月10日，中集哈深公司先后出具收到庆然公司执行款1825316.07元、1542786.38元的收款收据。
2016年8月27日，案涉房屋办理抵押登记（登记证明编号：京〔2016〕朝阳区不动产证明第0064XXX号），抵押权人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星支行，抵押人为曾某外。
同年10月14日，徐某欣的专职司机向北京紫维丰停车管理有限公司朝阳分公司交纳案涉房屋的车位租金14160元。11月4日，徐某欣向燃气公司支付案涉房屋燃气费114元；12月26日，徐某欣向北京正东电子动力集团有限公司供暖收费中心交纳案涉房屋2014-2015、2015-2016、2016-2017年度供暖费15676.8元/年度。
2017年4月11日，徐某欣向一审法院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于2017年4月24日作出（2017）辽01执异422号执行裁定书，驳回徐某欣的执行异议。
争议焦点
徐某欣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具体包括：
1.徐某欣与曾某外之间是否存在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的借名买房合同关系；
2.案涉房屋过户前徐某欣能否依据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的借名买房合同关系成为房屋所有权人并排除执行；
3.案涉房屋过户至徐某欣名下后是否能够排除执行；
4.中集哈深公司对案涉房屋是否存在受法律保护的信赖利益。
裁判要领
1.关于徐某欣与曾某外之间是否存在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的借名买房合同关系。
徐某欣依照与曾某外签订的《房产代持协议》，以曾某外名义与星泰房地产公司签订购房合同并代为签名，其后徐某欣本人支付了250万元购房款、公共维修基金及契税。对于剩余大部分购房款的支付，徐某欣提供证据证明系案外人安凯公司将天津红孩子商贸有限公司支付给徐某欣妻子蒋某某的股权收购款（投资返还款），作为徐某欣的购房款支付给星泰房地产公司，曾某外亦对代持协议及其未实际付款等事实予以认可，在中集哈深公司未提供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上述证据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剩余购房款亦由徐某欣实际支付，符合常理，并无不当。
况且通过徐某欣提供的物业费等相关交费单据，可以证明徐某欣实际占有使用了案涉房屋。据此，可以认定徐某欣在不具备再次购房资格的情形下，为规避国家及北京市房地产限购政策，通过借用曾某外之名进行买房并支付了购房款，徐某欣与曾某外之间存在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的借名买房合同关系。
2.关于案涉房屋过户前徐某欣能否依据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的借名买房合同关系成为房屋所有权人并排除执行？
徐某欣在当时已有两套住房的情况下仍借曾某外之名另行买房，目的在于规避国务院和北京市的限购政策，通过投机性购房获取额外不当利益。司法对于此种行为如不加限制而任其泛滥，则无异于纵容不合理住房需求和投机性购房快速增长，鼓励不诚信的当事人通过规避国家政策红线获取不当利益，不但与司法维护社会诚信和公平正义的职责不符，而且势必导致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落空，阻碍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落实，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
故徐某欣与曾某外为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签订的《房产代持协议》因违背公序良俗而应认定无效，徐某欣依据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的借名买房合同关系，不能排除对案涉房屋的执行。
3.徐某欣依据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的借名买房合同关系也不能当然成为房屋所有权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六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根据前述法律确立的物权公示原则和不动产物权登记生效原则，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动产物权的变动应履行变更登记程序才能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
但司法解释的该条规定系适用于利用虚假资料骗取登记、登记机关人员错误登记、非基于法律行为导致物权变动后未及时更正登记等情况下，已经过法定程序取得权利的真实权利人与登记簿记载不一致导致的登记错误等情形。本案徐某欣借用曾某外名义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故意将案涉房屋登记在曾某外名下，不属于前述法律规定的登记错误情形。
关于案涉房屋过户至徐某欣名下后是否能够排除执行。徐某欣与曾某外之间的借名买房合同虽因规避国家限购政策、违背公序良俗而应认定为无效，但徐某欣在其后因消除了限购政策障碍并经相关行政机关确认符合申购朝阳区存量住宅条件，已经具备购房资格，从而消除了合同无效事由，案涉借名买房合同的效力得以补正。
4.关于中集哈深公司对案涉房屋是否存在受法律保护的信赖利益。
在中集哈深公司与案外人庆然公司的借款关系中，曾某外对庆然公司的借款提供连带保证。中集哈深公司依据法院生效判决要求曾某外承担保证责任时，申请法院查封了当时登记在曾某外名下的案涉房屋。
保证担保属于人保，具有人身信赖性和责任财产可变性等特点，区别于物的担保中针对某一特定物而设立的担保。中集哈深公司作为保证债权人，在同曾某外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案涉房屋尚未登记在曾某外名下，中集哈深公司主张其系对案涉房屋产生特殊信赖才从事借贷交易，对案涉房屋存在应受法律保护的信赖利益而应予执行，缺乏理据，明显不能成立，原审判决不予支持其主张，并无不当。
律师分析
本案中，徐某欣为规避国家限购政策而借名买房，有违公序良俗原则，案涉借名买房合同应认定为无效，但其嗣后通过消除限购政策障碍补正了合同效力，并通过生效判决的执行而完成了不动产登记，成为案涉房屋所有权人。
免责声明
END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雷石普法 | 限购政策下“借名买房”签订的房产代持协议是否有效？
前言
可申请执行的法律文书
可申请执行的法律文书有：人民法院出具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商事仲裁机构与劳动仲裁机构出具的裁决书、调解书；法院确认后的人民调解协议；公证处出具的具备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行政机关出具的某些可由法院执行的行政文书等。同时需要说明的是，还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和承认港、澳、台地区和外国法院判决，申请和承认港、澳、台地区和外国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最常见的就是法院出具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本文也以此为主，兼顾其他可申请执行的法律文书。
超过法定期限申请强制执行
根据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首次向法院申请执行和撤回、撤销执行申请后再次申请恢复执行的期间是二年，申请执行人必须严格遵守该期限规定，在被执行人无主动履行意愿的情况下，为保障自身权益受国家强制力保护，应在期限届满前向法院申请执行，不能“躺在权利上睡觉”，贻误申请执行时机，导致裁判文书“过期”。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申请强制执行前未保全财产
被执行人是否有财产可供执行，通常决定了执行的“成与败、快与慢”。为保证打赢官司后能够执行到位，可在诉前或诉中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并对对方财产采取必要的保全措施，尽量降低“赢了官司，拿不到钱”的风险，所以，符合条件的，千万别忘记诉前或诉中申请财产保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责令其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保全措施。
错、漏提交强制执行请求事项
强制执行申请书是执行案件的“第一扇窗户”，法院虽然执行的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仍然是在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范围内依据申请人实际请求事项进行执行，申请执行请求涉及的给付内容一般包括欠款、违约金、利息等，其中裁判文书提供计算方式但未明确具体金额的需另行计算，提交执行申请时，应尽量避免错、漏填写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消极懈怠提供财产线索或消极配合执行
申请执行不是向法院提交完申请执行书就万事大吉，虽然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查询被执行人的财产，但有效的、“潜在”的执行线索往往决定执行的顺利程度，申请执行人利用对对方人熟、情况熟的优势，积极向人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财产情况，并在执行过程中高度配合靶向执行，一定程度上是债权实现的有效途径，申请执行时，应尽量避免因信息不对称遗漏财产线索，导致债权迟延实现、不能实现或不能完全实现的不利后果发生。
免责声明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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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基本案情
江苏苏醇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醇公司）是江苏省睢宁县唯一一家拥有酒精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对于地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2013年以来，由于企业盲目扩张，经营管理混乱，造成资金链断裂，并引发多起诉讼。徐州得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徐州瑞康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系苏醇公司关联企业，三家公司均是从事农产品深加工的生物科技公司。
截至破产重整受理前，三家公司资产总额1.25亿元，负债总额4.57亿元，资产负债率达365.57%。2017年12月29日，三家公司以引进投资人、重振企业为由，分别向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睢宁法院）申请破产重整。
法院裁判
睢宁法院经审查认为，三家公司基础和发展前景较好，酒精生产资质属于稀缺资源，具有重整价值，遂于2018年1月12日分别裁定受理三家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因三家公司在经营、财务、人员、管理等方面出现高度混同，且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的成本过高，遂依照《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2条规定，依据管理人的申请，于2018年6月25日裁定三家公司实质合并破产重整。
重整期间，投资人徐州常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对苏醇公司的现状进场调查后提出：苏醇公司已经停产停业多年，其核心资产酒精生产许可证已经脱审，面临灭失风险，还存在职工流失、机器设备闲置贬损以及消防、环保等安全隐患等影响重整的情况。同时，企业原管理层早已陷于瘫痪状态，无能力继续进行相关工作，公司账面无可用资金供管理人化解危机。在此情况下，管理人提出由重整投资人先行投入部分资金恢复企业部分产能的方案。
法院裁判结果：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苏0324破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江苏苏醇酒业有限公司、徐州得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徐州瑞康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实质合并破产重整。2019年7月5日，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苏0324破1号之四决定书，准许投资人徐州常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试生产。
2019年11月30日、12月1日，江苏苏醇酒业有限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各代表债权组均表决通过了江苏苏醇酒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提交的重整计划草案。江苏苏醇酒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向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提请批准江苏苏醇酒业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依照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于2019年12月2日作出（2018）苏0324破1号之一裁定：一、批准江苏苏醇酒业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二、终止江苏苏醇酒业有限公司重整程序。同时，依法预留两个月监督期。
法律法规
本案中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条：为规范企业破产程序，公平清理债权债务，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制定本法。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企业法人有前款规定情形，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进行重整。
第二十六条：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管理人决定继续或者停止债务人的营业或者有本法第六十九条规定行为之一的，应当经人民法院许可。
第八十六条：各表决组均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时，重整计划即为通过。自重整计划通过之日起十日内，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批准重整计划的申请。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本法规定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裁定批准，终止重整程序，并予以公告。
案件分析
本案中法院在对于破产重整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以及企业对问题所提出的解决办法之间，包括重整结果预期的利益考量，都是管理人和法院之间所面临的难题。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破产管理人所提出的债务人面临的相关问题真实存在，如企业赖以生存的酒精生产许可证灭失，则该企业的核心资产将不复存在，重整亦将失去意义。
因债务人目前没有足够的资金供管理人使用，由投资人先行投入资金进行试生产可以解决重整过程中企业所面临的困境，亦能使企业资产保值、增值，充分保障债务人及债权人的利益，维护社会稳定，更有利于重整后企业的发展。破产管理人的申请，符合破产保护理念，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应予以准许。
关于是否允许投资人试生产的问题，法院在作出决定前，主要考虑了以下因素：
一、试生产的必要性
首先，破产企业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一是苏醇公司面临停产停业后酒精生产许可证脱审、生产资格将被取消风险，且该资质灭失后难以再行获得，重整也将失去意义；二是该企业还面临环保、消防验收、机器设备长时间闲置受损等外部压力；三是原企业内部技术人员流失严重，职工因企业停产生活困难，极易产生群体事件；四是企业管理层陷于瘫痪状态，无能力继续进行相关工作，公司账面无可用资金供管理人化解危机。
其次，投资人参与重整程序最大的风险在于投出的资金及资产的安全性，投资人希望通过试生产全面了解企业实际状况及生产活力与动能，为重整后恢复经营提供保障。
再次，苏醇公司作为当地生物科技领域的原龙头企业，对区域产业链的优化、转型及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下，当地党委、政府亟需企业恢复产能，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解决就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
综上，如不准许投资人进行试生产，则会给企业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一旦失去酒精生产许可证，该企业的核心资产就不复存在，即便最后重整成功，企业也失去了核心竞争力。因此，允许投资人试生产是必要而迫切的。
二、试生产的利益平衡
成熟的破产重整制度应具有以下良性效果：
通过重整拯救处于困境但又有存在价值的企业，使其恢复盈利能力，继续经营，使企业职工就业生存权得到保障，债权人的债权得到合理的清偿，投资人的收益得到实现，各方的利益得到公平保护，从而实现社会安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因此，在进行利益平衡时，一些核心的价值理念是公司重整时必须充分考虑的，这些理念就是公平与效率，灵活性与可预见性。
允许企业试生产可以均衡各方利益，
一是在投资人试生产前，债务人现有资产已经审计、评估后予以确认，根据管理人与投资人达成的投资协议，重整企业的偿债资金数额、来源也已确定，投资人进场试生产与重整企业清偿债务之间并不产生冲突；
二是投资人投入部分资金进行试生产，有利于投资人充分了解企业情况及运营能力，为重整后企业发展打下基础；
三是试生产能够恢复重整企业部分产能，使企业优质资产保值、增值；
四是可以保障债权人的债权不受贬损，提高受偿比例；
五是重整企业恢复一定规模的生产亦能解决破产企业因停产而面临的环保、消防安全、职工稳定等迫切问题，对企业重整有利无害。
三、试生产的法律及理论依据
首先，虽然企业破产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投资人能否在接管企业前，提前进场进行试生产，没有具体法律规定，但为了实现破产法的拯救功能，在特定情况下，准许投资人进场试生产，通过市场化、法治化途径挽救困境企业，是符合我国破产审判需要的。
其次，虽然投资人试生产可以解决投资人接管企业前，企业面临的上述问题，但为了避免投资人不合理的生产方式，损害破产重整中其他权利主体的利益，其试生产仍应以取得法院或债权人的批准或同意为宜，并接受法院、管理人以及债权人的监督。
再次，由于我国现行破产法律规定尚不完善，在破产审判工作中，人民法院应强化服务大局意识，自觉增强工作的预见性和创造性，用创新思维解决破产重整过程中遇到的新困难、新问题，探索为企业破产重整提供长效保障机制。
综上，为了维护各方主体的利益，确保重整后的企业能够迅速复工复产，实现企业重整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睢宁法院在获得各方利益主体同意的前提下，遂允许投资人提前进场试生产。
四、试生产的社会价值
一是法院批准企业在重整期间进行试生产，通过破产程序与企业试生产同步进行，可以保证重整与复工复产无缝衔接、平稳过渡，全力保障尚具潜质企业涅槃重生。
二是在疫情防控背景下，试生产为企业复工生产排忧解难，使消毒防疫物资迅速驰援一线，体现了人民法院的司法担当，为辖区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发展营造了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用精准的司法服务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了高质量的司法保障。
三是该企业系区域生物科技领域的潜质企业，对经济产业结构优化、转型、升级具有显著推动作用，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局要求。
综上，对于破产企业面临生产许可证等核心优质资产灭失、机器设备闲置贬损等风险，投资人希望通过试生产全面了解企业经营实力的，管理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由投资人先行投入部分资金进行试生产。
免责声明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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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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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购房合同签完后，突遇房价上涨，原房主欲毁约，应该如何处理呢？
2019年，纪先生出于刚需，想要置换房子。在将自己原有房屋卖出后，经房产中介介绍，看中了刘先生的房子。经双方沟通决定以220万元的价格购买。签订《二手房买卖合同》的当天，便支付了5万元定金。
两个月后，到了双方约定办理房产过户手续的时间。谁曾想，刘先生却提出因为房屋价格上涨，要至少加价5万元才卖，不然双方就解除合同。这个变故让纪先生措手不及。纪先生无奈又愤怒的将刘先生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合同，同时要求对方双倍返还定金10万元并赔偿房屋差价损失25万元，合计35万元。
而刘先生认为案涉房屋是自己与妻子的共有财产，自己签订《二手房买卖合同》时未取得妻子的同意，现妻子不同意出售房屋，两人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自然无法履行合同，仅同意返还纪先生5万元定金。
因该案的案涉房产价格确有波动，依纪先生申请，遂对双方约定办理房屋转让手续时案涉房产的价格进行评估。经评估，该时间案涉房产价格为238万元，比合同约定的成交价高出18万元。
法院裁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纪先生与刘先生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双方均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纪先生依约向刘先生支付定金后，刘先生未在约定期限内履行房屋过户手续，显属违约。因刘先生明确表示拒绝履行合同，现纪先生诉请解除双方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合同》，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因刘先生不履行合同义务，纪先生变卖原有房产后，未能实现重新购置房产的目的，现由于房价变化等因素，增加纪先生今后购房成本，造成纪先生损失18万元。
最终，法院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被告刘先生返还原告纪先生定金5万元并赔偿纪先生损失18万元，共计23万元。
要点解析
房屋买卖中，双方要选择社会信誉高、提供中介服务有保障的中介机构，买方对房屋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是否存在其他共有人要核实准确，如属于共有财产的，要求夫妻双方或者其他所有权人共同在合同上签字。
同时，房屋买卖合同系买卖双方在自愿、平等基础上达成的契约，一旦达成，各方均应严格遵守。如达成协议后，买卖双方有反悔而造成违约的，均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该案中，根据合同中双方双倍返还定金的约定与鉴定机构鉴定产生的实际损失，法院酌定按鉴定机构所鉴定损失确定违约责任，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8万元，同时返还原告预交的5万元定金。
免责声明
END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雷石普法 | 签完合同房价上涨，原房主反悔，能追回损失吗？
前言
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是指股东与股东之间或者股东与公司之间就股东资格是否存在，或者具体的股权持有数额、比例等发生争议而引起的纠纷。
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是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民事案由规定》中与公司有关的纠纷项下第一个案由，此排序充分体现了股东资格是股东行使股权的基础，股东资格的认定也是审理其他公司类案件的前提。
如今随着商事活动日益创新，公司结构日趋复杂多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件整体呈现上升趋势。
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司法案例检索数据报告
（一）审判年份
（二）省份
（三）审理程序
（四）法院层级
（五）裁判结果
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审查要点分析
案情简介：2016年3月9日，一恒贞公司作为甲方（发行人）与金一公司（乙方）签订《股份认购协议》，协议约定金一公司自入股之日起即成为一恒贞公司的股东，享有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应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协议签署后如一恒贞公司未取得全国股转公司就本次股票发行出具的股份登记函，则本协议解除，一恒贞公司退还金一公司已缴纳的全部认购价款，双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
2016年4月28日，金一公司向一恒贞公司账户汇入股份认购款，2016年5月25日，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2016年9月14日，一恒贞公司向金一公司的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复兴门支行账户分多笔转入资金1.4亿余元，转账摘要为：“退还股份认购款”。案涉股票发行至今未取得金国股转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函，未在中国结算进行股份登记。
2016年10月26日，金一公司发布《关于终止参与一恒贞公司定向发行股票的公告》，并向公司发出《解除协议通知书》，2016年10月27日一恒贞公司收到前述通知。
根据中国结算2018年11月30日出具的一恒贞公司《证券持有人名册》显示未记载金一公司的股份持有等信息。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一恒贞公司股东信息中没有金一公司。金一公司因被认为成为一恒贞公司股东涉及多起诉讼，金一公司故起诉要求确认不具有一恒贞公司股东资格。
法院认为：一恒贞公司是在股转系统挂牌的非上市公众公司，判定金一公司请求确认其不具备股东资格应否支持，应当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并结合中国证监会、全国股转公司、中国结算等有关非上市公众公司发行股票和备案审查的业务规则和相关监管规定，综合全案事实予以分析。
首先，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五、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第一百三十条第一款相关规定，股票是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凭证。股东取得完整无瑕疵的股东资格和股东权利，需要符合出资等实质要件和对股东出资的登记、证明等形式要件。金一公司虽然支付了股份认购款，但是认购股份未进行登记公示，不能享有完整的股东权利。
其次，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管理暂行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股份登记存管业务实施细则（试行）》等相关规定，一恒贞公司作为在股转系统挂牌的公众公司，需将签发股票、置备股东名册等委托授权给中国结算行使，由中国结算对一恒贞公司的全部股票进行集中登记、存管及结算。本案中，中国结算2018年11月30日出具的一恒贞公司《证券持有人名册》中没有金一公司。一恒贞公司披露的2017年年度报告、2018年半年度报告中所列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中也未显示有金一公司。一恒贞公司在股转系统发布的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内容显示，有权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是股权登记日收市时在中国结算登记在册的股东。金一公司虽然已经支付股份认购款，但因未在中国结算办理股份登记，无法正常行使股东权利。
再次，从当事人约定层面分析。双方当事人在不同的文件中对于金一公司成为股东的时间节点和条件的表述不尽一致。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约定或公告并结合全国股转公司的复函内容和申万宏源发出的建议终止本次发行的提示等情况分析，对于双方约定的金一公司真正成为股东的时间和条件，应当解释为是整个定增程序完全结束、整个股票交易交割彻底完成之时，即股票发行认购及备案审查程序结束并在中国结算完成股份登记之时，而不应当理解为金一公司支付全部股份认购款之日或相关验资报告出具之日。本案中，不能仅依据金一公司支付了全部股份认购款即认定其已经完整具备了一恒贞公司的股东责任。
最后，从金一公司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层面分析。本案中现有证据不能认定金一公司已经完整具备了股东资格、实际行使了股东权利。
综上分析，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股票发行和备案审查等业务规则和管理规定，金一公司作为认购方需在全国股转公司完成对新增股份的发行备案审查程序，新增股份在中国结算办理股份登记之后，才能实际取得股权，依法完整享有表决权、分红权、处分权等股东权利。在全国股转公司未就案涉股票发行完成备案审查、出具股份登记函，以及中国结算未对发行股份进行登记的情况下，金一公司请求确认其不具有股东资格，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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