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可以约定终止共同财产制而实行分别财产制或其他形式的夫妻财产制。
离婚致使婚姻关系消灭，也可导致夫妻共同财产制终止。离婚时，夫妻就共同财产进行协议或依法分割，从而使其成为各自的个人财产。
我国《继承法》第26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当夫妻一方死亡时，生存配偶享有分割共同财产的权利及继承死者遗产的权利。
夫妻共同财产因上述原因终止时，夫妻共同财产关系消灭，从而夫妻共同财产的清算及财产分割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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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或拟结为夫妻的当事人
订立财产约定要产生法律效力
必须具备一般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有效要件
第二，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
意思表示真实是指当事人在意志自由并能确认自己意思表示法律效果的前提下，内心意志与外部表现相一致的状态。意思表示真实的情形下订立的夫妻财产约定，才能对当事人产生法律效力，如果当事人的内心意志与外部表现不适应，则意思表示不真实。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行为不正当地干涉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严重破坏了意思自治原则，极大地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因此，这些行为导致的意思表示于法于理有悖，不能产生法律上夫妻财产约定的效力。
第四，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
法律行为要取得法律效力，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否则只能成为无效的或可撤销的法律行为。这里的“法律”不仅包括民事法律规范，同时也包括其他部门法律规范。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
1、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
2、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
3、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
4、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
5、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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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法院对22件“保护伞”案件同步公开宣判
近日，黑龙江哈尔滨、佳木斯、鹤岗三地法院对22件黑恶势力犯罪“保护伞”案件同步公开宣判，涉案22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7年6个月至6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当天同步公开宣判的还有为依兰县姜朝阳等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提供保护的该县公安局达连河镇派出所原副所长陈会武滥用职权案，该县公安局道台桥派出所原所长崔国栋玩忽职守案，为抚远市郑天宇等人恶势力犯罪提供保护的该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原教导员孔德权徇私枉法案。
鹤岗市工农区法院宣判现场
下一步，全省法院将在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的同时，把“打伞破网”作为主攻方向，加大对黑恶势力背后“保护伞”的惩处力度。紧紧围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挖根治”阶段性工作目标，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将扫黑除恶与反腐败、基层“拍蝇”紧密结合，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推动专项斗争不断向纵深发展。
图文来源：法律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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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水平如何，需要通过合理的方式加以评判，既需要定性分析，也需要量化评估，二者不可或缺
市县级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不低于80%；市县100个高频事项实现“最多跑一次”；对涉及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的政务舆情，最迟在事件发生后5小时内发布权威信息，在24小时内举行新闻发布会……近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开展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活动的意见》，全面部署和安排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活动。值得关注的是，《意见》总结部分地方的实践经验，系统确立了市县法治政府建设示范指标体系，这是我国首个国家级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成为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指引。
从政府职能依法全面履行到依法行政制度体系完善，从重大行政决策到行政执法水平，再到权力制约监督、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等，指标体系设有8项一级指标、34项二级指标、100项三级指标以及4项附加项，可谓是法治政府建设水平的“全科体检表”，使得法治政府建设可量化、可证明、可比较。
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水平如何，需要通过合理的方式加以评判，既需要定性分析，也需要量化评估，二者不可或缺。通过量化评估、强调用数据说话，注重用数值展现和说明依法行政的状况和成效，更直观、更精确，也更加有说服力。同时，以这些切身可感的具体指标作为标尺，法治政府建设才能实现从理念走向现实，群众才能收获更多的法治获得感。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主要靠督察机制传导外部压力。实践中，由于法治政府建设涉及诸多领域、涵盖很多方面，一些地方对应当重点完成哪些任务、达到什么目标、实现什么效果也缺少明确认识；不少行政机关和公务员对法治政府建设仍停留在抽象的、一般的理解和认识之上。
通过开展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活动，用全国统一的指标，把全国市县一级政府法治建设的水平拿来评一评，有利于激发内生动力，整体推进各地区法治政府建设进程。
建设法治政府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人民群众对于政府法治水平的感知更多基于个人体验，更倾向于政府法治水平的提升能够给个人带来实质性的改善。在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活动落实中，应积极拓展专家、社会公众参与的渠道，不搞“形式主义”和“形象工程”。唯有如此，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才能为法治政府建设强基固本
文章来源：《 人民日报 》（ 2019年06月06日 1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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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和李某在2003年4月约定，李某将2000年购买的北京市海淀区某小区402号房产转让给王某，首付款21万元，其余房款王某每月直接打入李某银行账户，用于该房屋按揭还款，待房屋具备过户条件时，李某应协助王某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合同确定后，王某陆续将房款交付李某，402号房屋也于2003年9月交付王某使用，但由于该房屋属于经济适用房，故一直未办理产权变更。现李某以房屋买卖合同违反国家法律规定，要求法院判定合同无效。经法院审理，最终判决双方所签合同有效，但由于该房屋不具备上市交易条件，无法支持王某所要求的办理产权过户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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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个人业务法律服务专线）：雷石普法|经济适用房交易过程中的法律纠纷案例（（2015）一中民终字第145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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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直播是司法公开的有效方式，也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全国各级法院积极推进司法公开，努力促进司法公正，庭审直播工作功不可没。
推进庭审直播应当处理好审判质量与效率的关系，审判质量与效率的关系，要从三个方面下功夫。首先，要做好庭审直播的准备与评估工作。法院工作无小事，直播工作须谨慎。因此，庭审直播一定要强化准备充分、应对有力，应当是将庭审最优秀的一面体现出来，达到庭审公正取信于民的效果。除了准备充分外，庭审直播还要对开庭案件进行评估，评估庭审直播的各种风险和效果，对于庭审无法驾驭的案件，应进行多次庭审准备或召开庭前会议后再进行直播。
其次，要做好庭审直播质量与效率的平衡工作。庭审直播是为了更好地审理好案件，实现案件审理质量的有效提升。但是庭审直播不能忽视庭审效率与结案需求，拖沓冗长的庭审直播不会达到预期效果。因此，成功的庭审直播，一定是审判质量与效率结合比较充分的直播，要通过提前吃透案情，证据收集到位，实现庭审的精准化、效能化、信息化，做到能当庭结案的当庭结案，能当庭调解的及时调解，而不是只考虑庭审直播，而不考虑庭审目的，从而背离了直播的初衷，影响了庭审质量与效率的平衡。庭审直播质量要保障，但效率更要跟上，毕竟各级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案多法官少的矛盾比较突出，不在庭审直播与结案效率衔接上下功夫，就无法及时审结案件，实现矛盾的及时化解与审判任务的按时完成。
再次，要做好庭审直播与案结事了的衔接工作。庭审直播目的是为了案结事了。如果通过庭审直播会使原、被告各方当事人矛盾增大，案件审理更加困难，则这样的案件就不适合进行直播。同时在庭审直播时，对于各方当事人明确愿意当庭调解的，法官应当及时休庭调解，而不是将调解过程进行直播公开。庭审直播不是对法庭审理中的任何程序都进行直播，当事人自愿调解、和解的过程不需要进行直播。另外，法官在庭审直播时应把握好程序的切换，对于当事人当庭调解不成的，可及时再进行直播法庭辩论及最后陈述的内容，以体现直播的完整性。而不应当庭调解没有成功的，就不再重新进入直播状态，不利于受众完整地了解案情及审理动态。案结事了需要当事人的努力，更需要法官的居中调处和多方协调，庭审直播是为了更好地监督法官，但也实现了对当事人各方的庭审监督与实时监控的效果。对于当事人在庭后反悔或者胡搅蛮缠的，法院可以通过调取庭审直播录像对当事人进行反驳，对事实真相进行还原，这也利于处理当事人的信访纠纷，还原案件的来龙去脉，从而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上实现案结事了的效果。庭审直播还应做好庭审直播录像的保存工作，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来保管好录像，发挥录像的证据价值，使法院更多审结的案件成为铁案，使案件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王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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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是人们就其智力创造的成果所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知识产权虽然无形，但它都是能够带来财富的“以权利为标的的物权”，所以在当前的离婚案件中，对所涉知识产权也可以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来分割。但这并不是讲知识产权中的所有权利夫妻都能够共同享有。因为知识产权是基于人们的智力创造的成果，从公平原则出发，应该对付出劳动的一方权益给予照顾。另外从发挥知识产权的社会功效和经济效益，保护知识产权的完整性、知识产权领域中的有序性，以及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没有付出智力劳动的一方当事人在分割财产时只能享有分割依该知识产权所得的实际财产的权利。而对于其他诸如著作权中的人身权、表演权、播放展览权、发行权、改编权、翻译权、注释权等，专利权中的专利申请权、使用权、销售权、商标权中的使用权、禁止他人使用权等权利，是不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来分割的。并且在分割财产时对没有付出智力劳动的一方当事人的补偿应以一次性给付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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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拒不认罪悔罪或不履行财产刑的原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贪污贿赂罪犯,法院将不予假释且一般不予减刑；被判处无期徒刑和由死缓减为无期徒刑的,执行四年以上方可减刑。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发布《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作出上述规定。《补充规定》自2019年6月1日起施行。
《补充规定》经最高法审判委员会第1763次会议审议通过,作为2017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的补充规定予以下发,旨在巩固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工作取得的压倒性胜利成果,有效回应人民群众对依法严惩腐败犯罪的新期待,更好地服务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刑九”施行后获罪贪官适用新规
减刑、假释作为刑罚变更执行的重要措施,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的具体体现,意在激励罪犯积极改造,促进罪犯回归、融入社会。据不完全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省部级高官中,已有童明谦、刘志军、王素毅、李达球、王永春等人获得减刑。是否有执法人员利用规章制度上的漏洞,让服刑人员得以“花钱赎身”,引发公众质疑。
最高法承担减刑、假释对下监督指导工作的审判监督庭负责人介绍说,最高法近年来分别制定了减刑假释实体性和程序性司法解释,并配套出台了一系列工作举措,成效明显。《补充规定》的出台,有利于形成更加严密的制度体系,促进减刑假释工作更加规范、有序开展。
《补充规定》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明确了《补充规定》的适用对象为刑法修正案(九)施行后,依照刑法分则第八章贪污贿赂罪判处刑罚的原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罪犯；二是明确了对上述罪犯假释从严的原则；三是规定了对拒不认罪悔罪或者拒不履行财产性判项的上述罪犯,不得假释、一般不予减刑的具体要求；四是明确了从严减刑的具体标准和尺度；五是规定了对具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上述罪犯减刑时可以不受起始时间和间隔时间的限制；六是规定了《补充规定》的时间效力。
值得注意的是,《补充规定》的适用对象为刑法修正案(九)施行后,依照刑法分则第八章贪污贿赂罪判处刑罚的原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罪犯。具体而言,一是限定了时间节点,即刑法修正案(九)施行后判处刑罚；二是限定了罪名,即贪污贿赂罪；三是限定了罪犯身份,即原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罪犯。即:时间节点罪名身份,同时符合以上三个条件的,方可适用《补充规定》。
刑法修正案(九)于2015年8月29日经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于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这意味着,2015年11月1日后因贪污贿赂罪判处刑罚的原国家工作人员,在减刑、假释上将被从严掌握。对于刑法修正案(九)施行前判处刑罚的贪污贿赂罪犯,刑法修正案(九)施行后判处的非贪污贿赂罪犯,或者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罪犯等,均不适用《补充规定》,而仍然适用现行司法解释相应规定。
拒不认罪悔罪拒不履行财产刑从严
有哪些情形的减刑假释会被从严?《补充规定》共规定了七条。其中,对拒不认罪悔罪的,或者确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或者不全部履行生效裁判中财产性判项的,不予假释,一般不予减刑。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符合减刑条件的,执行三年以上方可减刑；被判处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符合减刑条件的,执行二年以上方可减刑。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一次减刑不超过六个月有期徒刑；确有悔改表现并有立功表现的,一次减刑不超过九个月有期徒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一次减刑不超过一年有期徒刑。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两次减刑之间应当间隔二年以上；被判处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两次减刑之间应当间隔一年六个月以上。
记者注意到,上述规定比2017年1月1日施行的现行司法解释门槛更高。现行司法解释规定,被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应当执行二年以上方可减刑；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应当执行一年以上方可减刑；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应当执行一年六个月以上方可减刑。
《补充规定》也提高了被判处无期徒刑和被判死缓减为无期后的减刑门槛。现行司法解释明确,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符合减刑条件的,执行二年以上,可以减刑；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减为无期徒刑后,符合减刑条件的,执行三年以上方可减刑。
此次《补充规定》指出,被判处无期徒刑,符合减刑条件的,执行四年以上方可减刑。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为二十三年有期徒刑；确有悔改表现并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为二十二年以上二十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为二十一年以上二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后再减刑时,减刑幅度比照本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执行。两次减刑之间应当间隔二年以上。
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减为无期徒刑后,符合减刑条件的,执行四年以上方可减刑。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确有悔改表现并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为二十四年六个月以上二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为二十四年以上二十四年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后再减刑时,减刑幅度比照本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执行。两次减刑之间应当间隔二年以上。
《补充规定》提出,罪犯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减刑时可以不受上述起始时间和间隔时间的限制。对本规定所指贪污贿赂罪犯适用假释时,应当从严掌握。
新规是对现行司法解释补充性规定
《补充规定》和现行司法解释的关系是什么,具体适用时怎么掌握?
最高法审判监督庭负责人告诉记者:“《补充规定》是作为现行减刑假释司法解释的补充性规定而下发的,并非废止现行司法解释。”
《补充规定》第七条规定:“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上述负责人称,这是指在对上述贪污贿赂罪犯减刑、假释时,现行司法解释相应条款和本补充规定相冲突的,适用《补充规定》,不再适用现行司法解释的相应条款,否则,仍适用现行司法解释的规定。但对上述贪污贿赂罪犯以外的其他罪犯减刑、假释时,仍适用现行司法解释的规定。
文章来源：人民网、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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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概述
律师观点
离婚时夫妻双方约定或直接抚养子女一方承诺不要求另一方负担子女抚养费，事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又以子女名义起诉要求另一方给付抚养费的，一般不予支持。但具有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严重变化不足以维持子女当地一般生活水平，或者子女生活、教育、医疗等费用确有增加等正当情形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8条的规定，可以判决另一方给付抚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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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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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甲（男）与某乙（女）是夫妻关系，某乙发现某甲婚内出轨，并赠送对方大额财产。某乙欲起诉离婚，问婚外情赠与如何处理？赠与行为效力如何？赠与物如何返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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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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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配偶者赠与或约定赠与第三者财物，赠与后反悔主张返还或第三者要求履行赠与的，不予支持。但合法婚姻配偶一方以赠与行为侵犯其夫妻共同财产权为由起诉主张返还的，一般应予支持。 合法婚姻配偶一方主张赠与行为无效并要求返还赠与物的，应认定赠与行为全部无效而非部分无效，赠与物应全部返还。 赠与行为被认定无效后返还的赠与物应为赠与当时的标的物，如果赠与的是金钱，应返还金钱，如果赠与的是房屋、车辆等实物，应返还实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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