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商事活动中，实际出资人往往因其个人身份的特殊性、公司股东人数限制、竞业限制等特殊情形而选择退居幕后，成为“隐名股东”。上期已经对股权代持的概念做了基本阐释，本期内容将主要围绕着“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在股权代持中面临的风险点之债权人能否对“名义股东”的股权强制执行进行评述，以期大家能够在商事活动中审慎选择，更好地权衡利弊作出判断。

一、裁判要点:

1、根据权利形成的先后时间，如果代为持股形成在先，则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债权人的权利应当更为优先地得到保护；如果债权形成在先，则没有商事外观主义的适用条件，隐名股东的实际权利应当得到更为优先的保护。

2、工商登记是对股权情况的公示，与公司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及登记股东之债权人有权信赖工商机关登记的股权情况并据此做出判断。其中“第三人”并不限缩于与显名股东存在股权交易关系的债权人。

二、案例索引

（2019）最高法民再45号

皮涛与蜀川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5年10月3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德民一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蜀川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归还皮涛借款452万元。判决生效后，蜀川公司没有主动履行其还款义务，皮涛于2016年6月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6年6月2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川06执字第42-2号执行裁定书，冻结了蜀川公司持有的新津小贷公司5%案涉股权。这时案外人黄德鸣、李开俊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认为自己是新津小贷公司的实际出资人，而蜀川公司是名义股东，只是代为持股，因此请求法院不予执行登记在蜀川公司名下的新津小贷公司5%的股权。

最高院再审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为黄德鸣、李开俊对案涉股权享有的实际权益，能否阻却其他债权人对名义股东名下持有的案涉股权的执行。

首先，关于投资权益显名化其实质是否是变相请求对处于查封状态下的案涉股权权属进行变更和处分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被执行人就已经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所作的转移、设定权利负担或者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不得对抗申请执行人。”而本案系因代持股权引发的纠纷，投资权益显名化的核心是确认代持股权的法律关系，并非是对已查封股权的处分和转移，仅仅是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进而保护实际出资人对案涉股权享有的实际权益。故对黄德鸣、李开俊的该项主张，本院予以采纳。二审法院对该部分的理解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但仅该项理由成立，并不能引起本院对案件实质结果的改变。

其次，根据已查明事实不足以证明新设小贷公司需要至少一家企业法人作为出资人的强制性规定，且在新津小贷公司的出资人中蜀川公司并非唯一的企业法人。同时，在股权锁定期届满后，黄德鸣、李开俊也未举示证据证明其曾积极督促蜀川公司进行股权变更登记，黄德鸣、李开俊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应当具有预知法律风险的能力，基于对风险的认知黄德鸣、李开俊仍选择蜀川公司作为代持股权人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发生的不利后果也应由其承担。对于黄德鸣、李开俊称因债务纠纷导致蜀川公司下落不明，无法办理股权变更的意见，因自股权锁定期届满至股权被查封前，黄德鸣仍担任蜀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长达一年多时间，其陈述蜀川公司下落不明无法办理股权变更的意见明显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且按照一般的商事裁判规则，动态利益和静态利益之间产生权利冲突时，原则上优先保护动态利益。本案所涉民间借贷关系中债权人皮涛享有的利益是动态利益，而黄德鸣、李开俊作为隐名股东享有的利益是静态利益。根据权利形成的先后时间，如果代为持股形成在先，则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债权人的权利应当更为优先地得到保护；如果债权形成在先，则没有商事外观主义的适用条件，隐名股东的实际权利应当得到更为优先的保护。因案涉股权代持形成在先，诉争的名义股东蜀川公司名下的股权可被视为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债权人皮涛的利益应当得到优先保护。故黄德鸣、李开俊的该项再审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另外，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的理解与适用问题。该条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工商登记是对股权情况的公示，与公司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及登记股东之债权人有权信赖工商机关登记的股权情况并据此做出判断。其中“第三人”并不限缩于与显名股东存在股权交易关系的债权人。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有关公示体现出来的权利外观，导致第三人对该权利外观产生信赖，即使真实状况与第三人信赖不符，只要第三人的信赖合理，第三人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即应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基于上述原则，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本案中，李开俊、黄德鸣与蜀川公司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虽真实有效，但其仅在双方之间存在内部效力，对于外部第三人而言，股权登记具有公信力，隐名股东对外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不得以内部股权代持关系有效为由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名股东的正当权利。故皮涛作为债权人依据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权归属，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该股权强制执行。

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  刘畅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雷石普法 丨 股权代持的相关法律要点—债权人能否对名义股东的股权申请强制执行

• 前言

在《公司法-股权转让纠纷案例分析（一）》中，对股权转让纠纷的审结程序、审判阶段及审判结果数据进行了分析，本文将以类似的数据分析方法，分析股权转让纠纷案件的诉讼标的以及诉讼涉及的高频法条。

• 样本选取

以元典智库为例，截至2021年9月2日止，该平台收录股权转让纠纷案由下的判决书共计64648篇，其中一审判决书44290篇，二审判决书19597篇，再审判决书688篇，执行判决书29篇。

• 诉讼标的数据分析

在一审判决书中，明确提到诉讼争议金额的案件26461件，其中0-1万元区间内的550件，1-10万元区间4577件，10-100万元区间11934件，100-1000万元区间7291件，1000万元-1亿元区间1945件，1亿元以上164件。其中，10-100万元区间内的案件数量最多，占比45.1%，诉讼标的金额的中位数也处于该区间内。第二、第三位的分别是100-1000万元区间和1-10万元区间，分别占比27.4%和17.3%。

与同网站、同时间节点，合同纠纷案由下的判决书作同样的数据分析，在9346713件案件中，诉讼标的在0-1万元区间内的案件1778004件，1-10万元区间3908050件，10-100万元区间2796746件，100-1000万元区间705033件，1000万元-1亿元区间146181件，1亿元以上12693件。其中，1-10万元区间内的案件数量最多，占比41.8%，诉讼标的金额的中位数也同样处于该区间内。第二、第三位的分别是10-100万元区间和0-1万元区间，分别占比29.9%和19.0%。

图表 1股权转让纠纷一审标的金额分布

图表 2合同纠纷一审标的金额分布

民事案件这一大的案件范围判决书做同样的数据分析，共计21406347件案件中，第一、第二、第三位分别是1-10万元区间的9683972件，占比45.2%，10-100万元区间的6734180件，占比31.5%，0-1万元区间的3588400件，占比16.8%。

图表 3民事案件一审标的金额分布

由以上数据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在股权转让相关的案件中，诉讼标的金额相对较高，争议金额在百万以上的案件占比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一，因此，审判结果对当事人来说尤为重要，司法行业的工作者在此类案件中要尤为谨慎。

• 案件涉及的高频法条

在股权转让纠纷的判决书中，引用法条按频次排序，前五位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第一百零七条、第六十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前四条分别对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第五百七十七条、第五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五百七十九条，具体发条内容如下：

《民法典》第577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民法典》第509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民法典》第119条: 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民法典》第579条: 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报酬、租金、利息，或者不履行其他金钱债务的，对方可以请求其支付。

《公司法》第71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

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 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

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  王晓严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雷石普法 丨 公司法-股权转让纠纷案例分析（二）

• 前言

随着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公司产生于公众视野之中，从而也就有越来越多的人与公司股权紧密联系在一起。股权，是股东基于股东身份而享有的一种综合性权利，既包含从公司获得利益的财产属性，也包含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人身属性等。股东作为股权所有者，自然有权利以转让、质押等方式处分自己手中的股权。但是，考虑到公司稳定运营发展和其他股东的权益等因素，民法典中对股权的转让添加了一些限制条件。

有交易，自然有纠纷。我国与公司相关的纠纷中，股权转让纠纷占了很大比例。本文以裁判文书网以及第三方平台元典智库收录的裁判文书为样本，对案例从多个角度进行数据分析，以期能够对法律行业从业者，以及处于公司股权相关纠纷的当事人提供一点帮助。

• 样本选取

以元典智库为例，截至2021年8月19日止，该平台收录股权转让纠纷案由下的判决书共计63483篇，其中一审判决书43425篇，二审判决书19299篇，再审判决书687篇，执行判决书29篇。

三、审判阶段及审判结果数据分析

由于经过二审或再审程序生效的判决案件，元典智库并未完全收录其一审阶段判决书，我们很难估算出上诉率。但与同网站、同时间节点，合同纠纷案由下的判决书作对比，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股权转让纠纷案件的上诉率明显较高；对民事案件这一大范围的判决书做同样的数据分析，也得到了相似结论。

图表 1股权转让纠纷

图表 2合同纠纷

图表 3民事案件

进一步地，对二审及再审的裁判结果分别进行数据分析，我们得到以下数据及图表：

1. 二审程序裁判结果——股权转让纠纷改判率20.84%；b.合同纠纷改判率21.31%；c.民事案件改判率19.63%。

图表 4股权转让纠纷

图表 5合同纠纷

图表 6民事案件

2. 再审程序裁判结果——股权转让纠纷改判率45.52%；b.合同纠纷改判率35.82%；c.民事案件改判率37.26%。

图表 7股权转让纠纷

图表 8合同纠纷

图表 9民事案件

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初步结论：在二审程序中，本文中选取的三个不同领域或范围的案件，改判率基本持平，但进入审判监督程序后，合同纠纷与民事案件整体的改判率变化不大，但股权纠纷的改判率有明显上升。

诚然，不论是对当事人还是代理律师，亦或是案件的承办法官而言，具体某一案件是否上诉，或上诉后结果是否改变，都只有“是”或“否”两个答案，文中数据仅供参考。同时，本文中数据并未覆盖全国所有案件，且数据结论可能同时受到其他相关因素影响，请读者理性看待，结合个案情况自行作判断。

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    王晓严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雷石普法 丨 公司法-股权转让纠纷案例分析（一）

前言

    2013年我国《公司法》修订实行资本认缴制赋予了发起人和股东自行通过公司章程或出资协议约定出资额和出资期限的自由，极大的放宽了市场主体的准入管制，社会上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除了极少数特殊行业外，绝大部分公司都选择认缴出资的方式，也就出现了所谓一元公司和百亿注册资本。在出资期限上，由于工商部门只要求明确的出资到位期限，有些公司在实际操作中无限拉长出资期限，甚至约定百年出资期限。但是在公司实际发展经营中公司如果对外负担债务且无清偿能力时，能否要求未实际出资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能否在特定情况下让股东的出资义务加速到期？

目前关于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的相关问题在理论界颇有争议，司法实践中裁判结果也不尽相同，我国《公司法》对此也无明确规定。现行法律体系对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的相关规定主要集中在公司破产清算等特定情形，如《企业破产法》第35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本文主要通过梳理关于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的相关司法数据，归纳实际争议焦点，全面了解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的相关问题。

一、数据来源

检索平台：聚法案例数据库

检索条件：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

文属性质：判决书、裁定书

审判年份：2016-2021

案件数量：757

二、司法大数据可视化分析

本次检索获取了截止2021年08月25日前共757篇裁判文书。

（一）审判年月

上表反应的是当前条件下案件数量在不同年份的变化趋势,其中2020年的案件数量最多，达到271件，2016年的案件数量最少，达到9件。

（二）省份

从地域分布来看，当前案件主要集中在广东省、山东省、四川省区域，分别占比23.12%、9.91%、9.11%。其中案件量最多的省份是广东省达到175件。

（三）案件类型

从上面的案件类型情况可以看到，当前最主要的案件类型是民事，占比98.68%。

（四）实体法条引用

此处统计了所有被引用的实体法条，包括具体的法律名称和条款，当前检索的裁判文书引用最多的是企业破产法（2006）第三十五条，有164件，其次是企业破产法（2006）第二条。

（五）审理程序

从上面的程序分类统计可以看到当前的审理程序分布状况。一审案件占比56.80%，二审案件占比26.68%，执行案件占比14.66%，再审案件占比0.79%，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案件占比0.79%。

（六）法院层级

从上面法院层级的统计来看，此类案件大多由基层法院审理，占比68.69%，其次是由中级法院法院审理，占比29.33%。

三、实践中的裁判观点

1.一种观点认为，在认缴出资制下，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仅限于公司解散和破产的情形，其他情形下不能要求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

参考案例：代表案例为吴红兵诉冠星公司等委托合同纠纷案（案号：2016苏1291民初95号、2016苏12民终2111号）。

裁判要旨：公司股东认缴出资（增资）未届期，而债权人要求其在认缴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或补充赔偿责任的，因与法定的股东认缴期限利益相冲突，在非破产情形之下，缺乏法定请求权基础，不应获得法院的支持。

2.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放宽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的条件，不应仅局限于公司解散和破产的情形。

参考案例：杭州顶正包材有限公司诉唐槐中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案号：2016浙0111民初第1150号）

裁判要旨：虽然公司章程对股东出资期限作了规定，但由于公司已陷入不能清偿对外债务的境地，股东的期限利益应该随即丧失。也就是说，股东在享受出资期限利益的同时，也要保证公司不沦为其转嫁经营风险的工具，危及与公司从事正常交易的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当股东出资期限未至，公司不能清偿对外债务时，即发生了股东期限利益危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此时债权人有权请求股东提前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四、小结

关于是否加速股东出资义务到期问题，理论界与实务界均无统一定论，这也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在公司认缴注册制的背景下，如果公司对外负担债务且无清偿能力，而现有的立法并无明确规定公司无清偿能力债务后是否由未实缴的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如何在此种情形下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则变得尤为重要。通过对国内不同区域对此争议的司法大数据分析，结合当前现有的法律体系，在遭遇上述问题导致债权无法实现的情形下应当咨询专业律师进行相应的分析和选择，亦或者在投资前由律师设计风险防范策略，避免自身利益损失。

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  王澄宇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雷石普法 丨 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问题研究

一、引言

企业债权转股权合同纠纷,是指公司的债权人将其对公司享有的合法债权转为出资,增加被投资公司注册资本、实收资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债权人将其对债务人所享有的合法债权依法转变为对债务人的投资后会产生债权债务关系消灭和股权法律关系产生两个法律后果。

目前，我国主要有两种债权转股权形式，一是国有企业政策性债转股，系国家决定剥离银行不良资产和解除国有企业负债的一种改革机制，依据国家政策划定可实施债转股企业的范围，由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操作，并经国务院审批的行为，政策性债转股应当适用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规定进行处理;二是非政策性债转股，即完全出于当事人的自由意志进行的民事法律行为。

二、司法案例数据统计分析

本数据统计分析以聚法案例库为主要数据来源，考虑到样本并不全面，故结论可能出现一定偏差，仅供参考。在此主要对案件数量、管辖法院、审理程序、判决结果四个要素进行图表分析，目的仅为大体了解一下此类案件司法实践领域的整体趋势。

1.案件数量：自2012年至2019年期间呈现逐年递增，至2019年达到峰值后又逐年下降的趋势。

2.管辖法院：河南省的案件量显著多于全国其他省市自治区。

3.审理程序：绝大部分案件为一审案件，仅有小部分案件经历了二审及审判监督程序。

4.判决结果：一审裁判结果中超六成案件被法院裁定准许撤诉、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或驳回起诉，支持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约三成，而上诉到二审法院后裁判结果中判决或裁定驳回上诉合计占比过半。

三、核心争议焦点简析

此类案件中往往会出现借款以及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实，故在司法实践中判断案件究竟属于借款合同纠纷、股权转让纠纷还是债转股合同纠纷便极为重要，故此类案件最为核心的争议焦点是针对诉争的款项性质的判断，系单纯借款还是投资？或者经由各方同意由借款转化为股权转让款？以下结合一则司法案例简要分析法院的裁判思路。

裁判要旨：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债转股协议》但约定投资享有固定股息率等与公司法关于股东权利义务规定不符的内容，在签订协议后仍有偿还借款本息的安排可认定双方实质仍为借款合同关系。

参考案例：石家庄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河北众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韩杏军借款合同纠纷，案号：（2018）冀民初118号

案情简介： 2009年10月23日，石家庄建投委托银行向众诚地产发放委托贷款1.8亿元。2010年石家庄市政府为优化投融资平台，将案涉债权划转给国控集团公司。2011年9月1日，国控集团公司与众诚地产签订《债转股协议》，约定1.8亿债权变更为股权投资，固定股息率为10%每年。众诚建材募集到资金后将1.8亿投资及相关收益划至国控集团公司指定账户后办理有关股权退出手续。后众诚地产多次申请延期办理1.8亿的股权转让手续及延期支付利息。2013年11月30日，众诚地产向石家庄市财政局申请市财政局协调所管辖部门将向市政工程欠款以转账方式冲抵1.8亿元借款。

后双方一直未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国控集团发出通知不再继续履行债转股协议，并要求众诚地产返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并将涉案债权及利息划转至石家庄建投。

法院认为：国控集团与众诚地产签订《增资扩股协议书》之后并未为国控集团办理相应的股权登记手续；国控集团与众诚地产所签订的债转股协议约定国控集团收取10%的年固定股息率、不承担众诚地产债务等内容显然与我国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权利义务的规定不相符。在签订增资扩股协议书之后，众诚地产认可国控集团投入众诚地产的1.8亿元为借款，并对该笔款项及利息做出了偿还安排。由此可见国控集团公司与众诚地产的真实意思均系将该款项作为借款出借与使用，故法院认定双方存在借款合同法律关系，对要求偿还相应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小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债权人与债务人自愿达成债权转股权协议，且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在审理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中，应当确认债权转股权协议有效”。但具体诉争款项的性质仍需结合合同约定、实际履行等情况综合判断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予以认定。比如有无固定股息，是否参与公司实际管理经营等均是重要参考依据，但值得注意的是未修改公司章程及股东名册、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不影响《债转股协议书》的效力以及对双方当事人的法律约束力。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雷石普法 丨 企业债权转股权合同纠纷简析

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    张晓琳律师 

引言

股权代持对于优化资源配置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它帮助投资者实现投资目的，使公司发展获得资金支持，激发管理效能，并保护了投资者个人隐私。

但股权代持模式同时给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带来了挑战，对于其他股东而言，隐名股东并非登记在册甚至不参与公司实际运营，如果隐名股东欲将其身份显明化，如何处理？不仅如此，股权代持协议双方各自所面临的法律风险也不容小觑。

如果隐名股东未能实际履行出资义务，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向公司实际出资的责任必须由显名股东承担，显明股东能否通过代持协议保护自己？如果不能对股权代持将会产生的问题作出合理预判，显名股东和隐名股东均暴露在风险之下，一旦纠纷发生，损失在所难免。

一、与股权代持有关的纠纷案件情况

通过检索2017年1月1日到2020年12月31日的裁判文书，对这四年中与股权代持有关的案件纠纷进行统计，得到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可以看出，在2017到2020这四年间，与股权代持有关的纠纷案件总数达到10599件，并在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这说明，投资者通过股权代持来实现投资目的并规避风险的行为普遍存在，由此引致的纠纷逐年增加。

通过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数据库，以2018年为检索期限，发现我国各层法院审结的与股权代持纠纷有案件总数为1329件，其中与公司相关的纠纷案件数为638件。在这基础上，根据不同案由进行分类搜索，得到的统计数据如下图：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在与公司相关的股权代持纠纷中，股东资格的确认和股权转让是最为突出的两大问题，二者所占比例分别为38%和39%，说明这两种纠纷情形具有普遍性。

 

二、股权代持协议有效性裁判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的出台，为法院判定股权代持协议效力问题提供了更为明确的规则。不过，即便公司法解释三对股权代持协议的效力采取了明确支持的立场（即如无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应认定为有效）实践中法院在具体个案中对待股权代持协议的态度并未因此而固定，而是呈现出动态变化，这使得个案研究更具必要性。

（一）最高院对股权代持协议效力判定观点的变化

在以往的股权代持纠纷审判中，法院在判定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是否有效时，只要合同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般都会判决股权代持协议有效。这样的裁判逻辑就让一些出资人选择了以股权代持的方式来规避某些行业限制的投资，比如代持保险公司的股权。但是近期两起最高院的最新裁判表明，法院在判断代持股协议效力的角度上出现了重大变化：对于股权代持合同内容涉及损害公共利益的，直接否认其效力。

2017年，最高法院对天策公司、伟杰公司营业信托纠纷一案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认定：天策公司、伟杰公司之间签订的代持君康人寿股权协议无效，虽然直接违反的是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第八条关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委托他人或者接受他人委托持有保险公司的股权”的规定，而《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不是法律或行政法规，但该股权代持协议实质上将危及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进而直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因此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应属无效。

（二）公务员签订股权代持协议的效力判定

毋庸置疑，股权代持协议有效的条件之一是其签约主体属于适格主体。然而，在有关公务员签订股权代持协议纠纷的审判实务中，法院的多个判决均认定公务员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有效。

法院认为：《合同法解释（二）》第14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公务员法》第53条第（十四）项关于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的规定，属管理性禁止性规范，是与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有关，该类规范目的之一在于由特定管理机关依法履行其管理职能，以维护社会秩序。

所以公务员若违反了该规范，应由其管理机关追究其相应责任，但并不能以此影响合同效力，其在涉案股东协议下相应股权所对应的财产权益应当可以享有。公务员原始股东的资格存在，之前已经取得的股东资格有效，其将股权转让给第三人等的关联行为也当然有效。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法院认定公务员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有效，公务员仍不能申请变更工商登记成为显名股东。若投资人隐瞒公务员身份，成为非上市公司股东，则属于骗取公司登记，应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甚至处以罚款。

小结

综上，我们能确定以下几项事实：

1.投资者通过股权代持来实现投资目的并规避风险的行为普遍存在，由此引致的纠纷逐年增加。

2.股权代持协议仅违反部门规章或其他非强制性的法律规定也可能无效。

3.涉及到金融安全与公共利益的股权代持协议可能无效的风险大大增加。

4.拟上市公司须提前加强对股权代持关系进行清理与规范。

5.公务员作为特殊身份，参与股权代持中，股权代持协议不因公务员身份当然无效，但是公务员主体本身可能面临行政层面的追责。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股权代持协议重要问题（一）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雷石普法 丨 简析企业出资人权益确认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