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

一、案情简介：某甲与某乙系同村较好的伙伴，某甲年初搭建一厢房，某乙从外地回来知道此事后主动到某甲处帮忙，某甲鉴于也缺少帮手，于是就接受了某乙的帮助。

但某乙经常在外打工，对盖房这事也不熟悉，干活中不慎导致支架脱落，砸伤路过的某丙，造成某丙人身损害，现对于某丙的医疗费等相应损失应当由谁来承担？

二、某乙（帮工人）作为无偿向某甲（被帮工人）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进行帮工的活动中给某丙造成了人身损害，就其损害将由某甲向某丙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假如此次损害事故中某乙主观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某甲有权向某乙进行追偿已承担的赔偿；另，如果在某乙向甲方提出帮工时某甲予以明确拒绝，那某甲便无需承担此次损害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四条  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帮工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三、假设某乙（帮工人）在无偿提供劳务帮工的过程中，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未采取安全措施，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导致自身损害的的，这就需要分清某乙和某甲（被帮工人）各自的主观过错程度，从而决定各自承担的相应责任；若某甲在某乙提出帮工时明确表示拒绝的，某甲便不需要向某乙承担赔偿责任，但若有收益，可以在收益范围内给予某乙适当补偿。

如果某乙于帮工过程中遭遇人身损害是由第三人的行为造成的，某乙既有权利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有权利请求某甲给予适当性补偿；某甲补偿某乙后，可以依据规定追偿第三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五条  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根据帮工人和被帮工人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被帮工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 

帮工人在帮工活动中因第三人的行为遭受人身损害的，有权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有权请求被帮工人予以适当补偿。被帮工人补偿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四、结语，邻里和睦、团结互助，应予弘扬、传承！互助之余兼顾安全注意义务，谨之慎之，避免损害，堪为皆大欢喜！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革命先烈的浴血奋战，对于英雄战士，我们应该学习他们的奉献精神，但是现在一些群众，或出于博大众眼球的目的，或出于自身道德败坏的原因，在网络平台发表诋毁英雄的言论，他们这一行为严重触及广大群众的道德底线。

为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18年04月27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以保护英雄的名誉。

一、基本案情

2013年5月22日，被告孙杰在新浪微博通过用户名为“作业本”的账号发文称：“由于邱少云趴在火堆里一动不动最终食客们拒绝为半面熟买单，他们纷纷表示还是赖宁的烤肉较好”。作为新浪微博知名博主，孙杰当时已有603万余个“粉丝”。该文发布后不久就被转发即达662次，点赞78次，评论884次。2013年5月23日凌晨，该篇微博博文被删除。

2015年4月，加多宝（中国）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多宝公司）在其举办的“加多宝凉茶2014年再次销量夺金”的“多谢”活动中，通过“加多宝活动”微博发布了近300条“多谢”海报，感谢对象包括新闻媒体、合作伙伴、消费者及部分知名人士。被告孙杰作为新浪微博知名博主也是加多宝公司感谢对象之一。

烈士邱少云之弟邱少华以孙杰的前述博文对邱少云烈士进行侮辱、丑化，加多宝公司以违背社会公德的方式贬损烈士形象，用于市场营销的低俗行为，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为由，起诉至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二被告立即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费1元。

——人民法院依法保护“狼牙山五壮士”等英雄人物人格权益典型案例之邱少华与孙杰等一般人格权纠纷一案 (2015)大民初字第10012号

二、裁判结果

邱少云烈士生前的人格利益受法律保护，邱少华作为邱少云的近亲属，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孙杰发表的言论将“邱少云烈士在烈火中英勇献身”比作“半边熟的烤肉”，是对邱少云烈士的人格贬损和侮辱，属于故意的侵权行为，且该言论通过公众网络平台快速传播，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伤害了社会公众的民族和历史感情，同时损害了公共利益，也给邱少云烈士的亲属带来了精神伤害。

虽然孙杰发表的侵权言论的原始微博文章已经删除且孙杰通过微博予以致歉，但侵权言论通过微博已经被大量转载，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因此，应在全国性媒体刊物上予以正式公开道歉，消除侵权言论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加多宝公司发表的案涉言论在客观方面系与孙杰的侵权言论相互呼应且传播迅速，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判决：孙杰、加多宝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公开发布赔礼道歉公告，公告须连续刊登五日；孙杰、加多宝公司连带赔偿邱少华精神损害抚慰金1元。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三、相关法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 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遗骨等受到侵害，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五条　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四、典型意义

邱少云的英雄事迹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对英雄烈士的亵渎，不仅仅侵害了烈士本人的名誉权，也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在本案中，先是网友恶意解读烈士故事，诋毁名族英雄，后是商业公司为了自身利益，恶意炒作，造成更坏的社会影响。

这一判决，维护了民族英雄和革命先烈的合法权益，对于以侮辱、诋毁民族英雄和革命先烈的人格为手段，恶意商业炒作获得不法利益的侵权行为，具有鲜明的警示意义。

离婚协议是男女双方对子女抚养、财产分割、债务分担等事宜协商后所达成的一个利益相对均衡的结果。

房产是夫妻共同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双方对房产归属争执不下时，将它赠与给子女，很多时候是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种解决方案。但房产往往存在一定的升值空间，面对这种经济利益的诱惑，一部分当事人出尔反尔，拒绝协助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还起诉到法院要求撤销赠与约定。

那么，离婚协议中将房产赠与子女的约定能随意反悔吗?

案情回顾：

2000年，原告陈某与被告王某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女陈小某。

2015年，两人协议离婚，约定将婚后共同购买的一套房产赠与女儿。

2019年，王某要求陈某配合将房屋过户到女儿名下，但陈某拒不配合。

陈某认为该赠与条款属于赠与合同性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之规定，在房屋未过户之前，其可以任意撤销该约定。于是，陈某起诉至法院要求撤销该赠与条款。

裁判要旨：

法院经审理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第一款之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本案离婚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效力应予确认。其中关于将房产赠与给子女的条款，系离婚协议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人身和财产双重属性，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赠与合同。因此，陈某不得以房产未实际交付为由，撤销该财产分配协议。最终法院判决驳回陈某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和受赠人之间的约定。离婚协议中赠与条款一般是赠与人之间的约定，受赠人是协议外的第三人。前者具有无偿性，后者却往往是利益分配的结果。

因此，离婚协议中将房产赠与给子女的条款并非赠与合同，如果将其定性为赠与合同，实际上就漠视了协议相对方的意志，将会极大地危害离婚协议的稳定性。

相关法规：

已经施行的民法典如何定性离婚协议中的赠与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有关该身份关系的法律规定;没有规定的，可以根据其性质参照适用本编规定。”

据此，离婚协议中的财产性赠与条款可以根据其性质来参照适用民法典合同编规定，但如前文所述，这种类型的条款并非赠与合同性质，应视为夫妻一方或双方允诺向第三人给付，其性质更符合民法典合同编第五百二十二条所规定的【向第三人履行的合同】。

民法典合同编第五百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

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第三人可以直接请求债务人向其履行债务，第三人未在合理期限内明确拒绝，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第三人可以请求债务人承担违约责任;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可以向第三人主张。”

参照该条规定，离婚协议中将房产赠与子女的约定对于协议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若一方违约，则另一方有权请求违约方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此外，如果协议双方明确约定子女有权直接要求办理房屋变更登记手续，那么子女将取得独立请求权，可单独起诉主张权利。

随着国家经济、科技的发展，人们出行得到极大便利，在出租车普及大众的前提下，网约车开始盛行，一些市民为了养家糊口或者为了在闲暇之时赚取外快，都加入了网约车的阵营。

但是开车上路一定伴随一些风险，私家车在没有营业执照就私自在马路上做生意除了违反法律规定外，还存在一个巨大的隐患，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只能赔付交强险，不能赔付商业险。

一、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机动车所有权在交强险合同有效期内发生变动，保险公司在交通事故发生后，以该机动车未办理交强险合同变更手续为由主张免除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机动车在交强险合同有效期内发生改装、使用性质改变等导致危险程度增加的情形，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前款情形下，保险公司另行起诉请求投保义务人按照重新核定后的保险费标准补足当期保险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因此，利用私家车开网约车发生交通事故，交强险需要赔付，商业险可予以免赔。

二、裁判案例

1、熊代洪利用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运的轿车不定期从事滴滴打车营运，对滴滴营运一事未告诉太平洋财险眉山支公司。2017年2月8日，熊代洪驾驶轿车搭载滴滴打车客户到成都，车行驶在眉山市东坡区多悦镇第三绕城高速公路在建工地，与工地堆集的沙石料相撞，致车辆受损。太平洋财险眉山支公司对熊代洪车辆定损为车辆损失36000.00元，车辆施救费1500.00元。熊代洪据此向太平洋财险眉山支公司申请理赔——熊代洪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眉山中心支公司保险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7)川14民终698号

法院判决：上诉人熊代洪已经超越了车辆出行以自用为目的，顺路搭乘他人的范畴，不符合网约顺风车的典型特征，性质上属于营运车辆的载客服务，客观上增加了私家车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故保险公司就本案交通事故援引私家车保险合同中关于被保险人“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导致的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的免责条款拒赔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2、2017年1月9日，原告在被告处为自己的宝骏小型客车投保了综合商业保险，2017年4月17日21时30分，原告驾驶该车运营滴滴服务，在108国道，因路面状况异常发生事故，造成车辆损坏，维修费共计18131元。原告向被告索赔，被告拒赔。——王辉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晋城中心支公司保险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7)晋0502民初1389号 

法院判决：原告王辉注册为滴滴顺风车，2017年4月17日21时30分许，原告在驾车行驶在108国道时发生交通事故，致车辆受损，经维修，车损总金额为18131元。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中机动车损失险项下责任免除的规定，擅自改变车辆性质而未通知保险人的，保险公司有权拒绝理赔。

一、案情简介

余某某、李某系夫妻关系，二人经营餐馆。马某等人在佘某某、李某经营的餐馆就餐，餐费约260元左右。李某因发现马某等人未结账即离开，于是沿路追赶。李某看到马某等人后，呼喊买单再走，马某等人遂分散走某开，其中马某距离李某最近，李某便紧跟着马某，并拨打110报警。

随后，余某某赶到，与李某一起追赶马某，马某在逃跑过程中摔伤。经鉴定，马某损伤程度属轻伤二级，住院治疗产生医疗费等支出。马某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余某某、李某赔偿其因被追摔伤所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4万余元。

二、裁判结果

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就餐后付款结账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均应知晓的社会常理。马某等人就餐后未买单，也未告知餐馆经营人用餐费用怎么处理即离开饭店，属于吃“霸王餐”的不诚信行为，经营者李某要求马某等人付款的行为并无不当。余某某、李某在发现马某等人逃跑后阻拦其离开，并让马某买单或者告知请客付款人的联系方式，属于正当的自助行为，不存在过错。马某在逃跑过程中因自身原因摔伤，与李某、余某某正当合理的自助行为之间并无直接因果关系，李某、余某某不应对马某摔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三、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七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

第五百零九条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

第一百八十一条　因正当防卫造成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正当防卫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正当防卫人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四、典型意义

吃“王餐”是违反公序良俗的不文明行为，吃“霸王餐”后逃跑伤，反向餐馆索赔，不仅于法无据，更颠覆了社会公众的是非观。本案不支持“我伤我有理”“我我有理”，对吃“王餐”者无理的索赔请求不予支持，发挥了司法裁判匡扶正义，引领诚信、友善、文明的社会新风尚的积极作用。

男子离婚后得知养育了16年的儿子非自己亲生，要求前妻返还抚养费并赔偿精神损失。近日，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抚养费纠纷案，认定女方粟某故意隐瞒实情，构成“欺诈性抚养”，判决被告粟某返还抚养费并赔偿精神损失共10万余元。

1998年11月，倪某与粟某登记结婚。2002年2月，儿子小粟出生。2018年3月，倪某、粟某协议离婚。离婚后，因为听到周围亲邻闲言碎语，倪某怀疑小粟并非自己亲生。于是，他拿了小粟使用过的牙刷委托某鉴定机构进行亲子鉴定，最后得到的鉴定结果为：排除倪某与小粟的亲子关系。

原以为自己39岁时老来得子，对儿子百般呵护，谁知快60岁了却发现儿子并非亲生。年逾半百的倪某倍受打击，愤怒之下将前妻粟某诉至合川法院，请求判令被告粟某返还抚养费、精神抚慰金。

法院审理后认为，夫妻应当互相忠实，被告粟某作为妻子，在与原告倪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他人非婚生育小粟，使原告陷入错误认识而履行抚养义务，故原告为小粟支付的抚养费，被告应当予以返还。关于抚养费的返还标准，结合子女的实际需要、原告被告的负担能力、当地实际生活水平等众多因素，法院酌定抚养费返还标准为400元每月，抚养费的给付时间为193个月，共77200元。

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作为丈夫的人格权益，给原告造成极大的精神伤害，依法应当进行精神损害赔偿。结合侵权人过错程度，法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30000元。

法官表示，近年来，“欺诈性抚养”纠纷逐渐成为易发家事纠纷之一。“欺诈性抚养”一般是指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女方在明知或应知所生子女非与男方亲生的情况下，故意隐瞒实情，致使男方误将子女视为亲生子女予以抚养的行为。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三条关于婚姻家庭中道德规范的规定，以及欺诈性抚养纠纷中不当得利问题确立的裁判规则，欺诈方应当向受欺诈方返还抚养费并酌情支付精神损害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