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进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升，随之而来的是婚姻家庭纠纷频频出现新问题、新情况，一方面困扰着每一个当事人，另一方面也成为了人们瞩目的焦点和热议的话题。

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的司法观点，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的专业民商事诉讼律师对有关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梳理和解答，希望对读者有所帮助。

夫妻婚后签署《忠诚协议》的效力如何？

清明节，又称踏青节、行清节、三月节、祭祖节等，节期在仲春与暮春之交。清明节源自上古时代的祖先信仰与春祭礼俗，兼具自然与人文两大内涵，既是自然节气点，也是传统节日。

上述案情中，最大的争议就是《忠诚协议》的效力问题。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因此在法律界普遍存在该协议有效和无效两种观点。

《忠诚协议》有效的观点

夫妻“忠诚协议书”并不违法，因为夫妻忠实本来就是法律规定的内容，属于法律的明确要求，协议双方等于把法定义务变成了约定义务，法院应当予以认可。而且婚姻本身即是一种契约，一方在背叛对方之前，就得考虑违约所要付出的成本。只是在没有具体协议约束的情况下，双方承担的是道德义务，一旦签订了协议，就将隐性化的道德义务显性化了，会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双方产生威慑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认定忠诚协议有效对于维系婚姻稳定将起到积极作用。

《忠诚协议》无效的观点

《民法典》婚姻编规定“夫妻应当相互忠实”而非“必须忠实”，该条款并不具有强制执行力。《民法典》虽然允许夫妻对财产关系进行约定，但不允许通过协议来设定人身关系。人身权是法定的，不能通过合同来调整。

另外，《民法典》婚姻编还规定了“重婚”或“与他人同居”的无过错方有权利提出损害赔偿，忠诚协议实质上为违反了我国法律在侵权责任方面实行的填补损害赔偿原则，因为侵权损害不能通过合同预先设定，会造成有人仗着有钱就去侵害他人权利。故忠诚协议不应被赋予法律效力，当事人不得通过约定向违背忠实义务的配偶要求赔偿。

律师意见

妻子单方面中止妊娠，是否侵犯丈夫的

生育权？

生育权是指男女公民依法通过自然或人工方法繁衍抚育后代的权利，是人格权的一种，是自然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已婚或未婚男女均享有生育权。

对夫妻双方来说，丈夫和妻子都平等地享有法律赋予的生育权。

但在夫妻之间生育利益发生冲突时，谁享有生育决定权的问题上，倾向性观点认为：生育权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夫妻双方各自都享有生育权，只有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共同行使这一权利，生育权才能得以实现。

小红未经阿伟擅自终止妊娠，虽对夫妻感情造成伤害，甚至危及婚姻的稳定，但阿伟并不能以本人享有的生育权对抗小红享有的生育决定权，当夫妻生育权冲突时法律必须保障妇女不受他人干涉自由地行使生育权。

因此小红单方终止妊娠不构成对阿伟生育权的侵犯。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进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升，随之而来的是婚姻家庭纠纷频频出现新问题、新情况，一方面困扰着每一个当事人，另一方面也成为了人们瞩目的焦点和热议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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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婚情况下的同居男女签订忠诚协议是否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呢？答案必然不会得到支持。

首先，《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家庭成员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由此可见，忠实是法律对于婚姻关系中夫妻的规定，未进行婚姻登记的同居关系并不属于这一法律规定的调整范围，因此未婚同居男女签订忠诚协议缺乏法律基础。

其次，《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婚姻是自由的，那么恋爱关系也是自由的，恋爱时不能脚踏两条船是道德层面的要求，而不是法律方面的要求。

法律赋予公民自由婚恋的权力，是一种原则性的规定，因此未婚同居男女签订忠诚协议一定程度上有违婚恋自由这一基本原则。

因此对这类纠纷起诉到法院的，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规定的法定离婚事由中包括“重婚或与他人同居”这一事由，同时，《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规定的离婚纠纷中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也分别规定了“重婚”和“与他人同居”两种情形。那么重婚和与他人同居的区别是什么呢？

重婚分为法律上的重婚和事实上的重婚两种。

有配偶的人由于其他异性登记结婚的，是法律上的重婚。

有配偶者虽未与其他异性办理婚姻登记，但确与其他异性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生活，则构成了事实上的重婚。

无论是法律上的重婚还是事实上的重婚，无过错方可以提出离婚并要求损害赔偿的民事法定情节，并且我国《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对待重婚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与他人同居”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二条中有所规定，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这一规定针对的是采取规避法律的方式，在与他人婚外同居时，既不去登记结婚，也不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特定人群。

“重婚”和“与他人同居”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是否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生活”。

“与他人同居”是有配偶者与其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生活，不属于刑法予以处罚的范围，属于《民法典》所禁止的行为。

“重婚”是有配偶者与其他异性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生活或者再次登记结婚，这种行为不仅是《民法典》所禁止的，也会因此而受到刑事处罚。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进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升，随之而来的是婚姻家庭纠纷频频出现新问题、新情况，一方面困扰着每一个当事人，另一方面也成为了人们瞩目的焦点和热议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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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所规定的的“当事人”在司法实践中并不仅指男女双方。

在中国的传统习俗中，儿女的婚姻被认为是终身大事，一般由父母一手操办，送彩礼也大都由父母代送，且多为家庭共有财产。

例如上述案例中，彩礼是由男方父母向女方父母支付的，那么在这个案件中，男方的父母就可以被认定为彩礼的给付人，女方父母则是彩礼的接受人，双方发生纠纷，男方的父母和女方的父母就是本案的当事人。

因此，在诉讼过程中，给付人父母起诉作为原告，被告应诉以起诉人不适格作为抗辩时，法院一般不予采纳。

父母代收彩礼作为接受人，在返还彩礼纠纷中列为共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以被告不适格为抗辩，法院同样不予采纳。

其返还彩礼的范围是人民法院审理返还彩礼纠纷的重点问题。

很多家庭接受彩礼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能够给新婚夫妇建立一个初步的家庭环境，所以极有可能在纠纷发生前已经将彩礼钱实际投入购置双方共同生活所需的物品，导致彩礼已经实质上转化为双方的共同财产或是在双方共同生活中已经被消耗掉了。

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返还彩礼纠纷时，要根据已给付彩礼的实际使用情况，考虑到双方在共同生活中是否发生了必要的消耗，是否为筹办婚事支付了必要的费用等，在此基础上予以适当返还。

这样灵活的处理方式才能真正的体现公平原则。

上述案件所引申出的热点问题是“在女方怀孕时，男方提出有关同居期间财产纠纷的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

《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二条规定：“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者终止妊娠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但是，女方提出离婚或者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的除外。”

这一法律规定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妇女、儿童的权益，在妇女怀孕期间、分娩或流产后，非常需要安定的外界生活条件，所以才规定此时男方不得提出离婚。

而同居关系与合法的婚姻关系性质上完全不同，当男女双方选择同居而非结婚，就意味着选择了不受法律保护，不享有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

因此女方怀孕期间，男方也可以起诉到法院要求处理同居期间的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问题，不受《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二条的限制。

这种允许是有深意的，可以引导公民主动缔结婚姻关系取代同居关系。因为同居关系远不如婚姻关系稳定，其松散的特性使法律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面临重重阻碍。

说到名誉侵权，大家首先想到的方式是口口相传，或张贴海报，或新闻媒体的报道。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中使电子社交工具进行日常交流的群体日益壮大，名誉侵权的行为也逐渐变得多样化。很多人认为只是在微信上对他人的名誉进行一点丑化，没有在现实生活去到处损害他人名誉，这种做法不构成侵权，其实不然，我们在日常使用微信等工具在网络上随意对他人的名誉进行损毁时，也有可能构成名誉侵权。

下面通过一个案例来分析这一问题。

判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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