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许多刑事案件中，尤其是死刑案件中，自首作为法定的量刑情节备受重视，也经常成为控辩双方争议较大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如果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有自首或者立功表现的，人民法院在判决的时候，可以从轻处理。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自首、立功如何认定是一个难题。
案例简介
2009年8月，被告人高某在打工时结识被害人毛某某，意图与毛某某建立恋爱关系。
同年9月16日，高某与邱某及其女友商定以游玩为借口将毛某某骗出。9月17日，高某等人将毛某某骗至外地。期间毛某某一直拒绝高某的追求，并要求高某将其送到其男友处，高某因追求毛某某不成而心生恨意，决定杀死毛某某。9月19日4时40分许，高某谎称送毛某某去其男友处，当二人行至一池塘边时，高某将毛某某按入水中致其溺水死亡。
法院观点
律师分析
那么如果本案中的高某是被公安机关口头传唤或以传唤通知书的形式通知后到案的，是否可以认定为自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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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雷石普法 | 自首的认定
案情介绍
为此，张某某于2017年7月20日通过银行转账汇款方式向被告朱伟会支付300000元，附加信息及用途处备注为借款。
2018年11月22日，朱某某向张某某出具承诺归款书，载明：本人决定于2019年1月底（春节前）归还张某某（于2018年7月20日）借款叁拾万元整。
同日，朱某某另出具承诺还款书，载明：本人朱某某在2017年中秋节欠张某某月饼款、汽车保险款以及借款，总计结欠壹拾叁万贰仟元整，由于本人资金周转困难，一直拖欠张某某先生未归还（壹年未还），今特承诺于2019年1月底前全部还清（13万元整）。此后，张某某为催讨上述款项，遂向一审法院起诉而引起纠纷。
一审查明，2017年2月22日、8月12日、2018年10月11日，张某某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朱某某付款100000元、20000元、10000元；2018年7月22日，张某某现金支取20000元。
此外，2017年11月6日，朱某某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案外人徐某某付款27000元；2018年2月15日，王某某通过银行转账汇方式向案外人徐某某付款27000元。
一审法院审理
根据张某某与该微信账号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7月19日，该微信账号留言称“好个，没有问题的!到时候我如果需要我可以让我老婆一起签个字”；2017年11月6日，该微信账号留言称“你那里应该付你多少？”，张某某回复称“……合计19345。扣除1345。就算18000元吧!……”，该账号回复称“好的”。
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合同载明300000元借款系朱某某生产经营需要，王某某虽存在部分还款行为，但其还款支付至案外人徐某某账户，并不能以此证明王某某就张某某、朱某某之间的借贷关系存在共同的意思表示；
关于月饼款及车险部分借款，涉及的数量已超出一般情况下正常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要求；
关于朱某某在微信中的留言，系朱某某单方作出，本案综合全案证据，并不能体现上述张某某出借朱某某的借款系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所负债务，故张某某对王某某的主张，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
法院判决后，原告朱某某不服一审判决，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
二审法院观点
就案涉30万元借款而言，朱某某虽在微信中的留言必要时王某某可以签字，但仅系朱某某的单方意思表示，王某某向案外人徐某某的还款行为，亦不足以证明构成对案涉30万元借款的追认。同时，借条虽载明了“经营发展”，但仅就昆山市×××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亦不足以证明涉案借款30万元用于该公司的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夫妻共同生活。就案涉13万元款项而言，该款项包含了月饼券及车辆保险款，月饼券等的数量已超出了一般家庭日常生活所需，亦不足以证明该款项的结欠系夫妻两人共同的意思表示以及所借款项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故一审法院综合全案证据，对张某某要求王某某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法律援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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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雷石普法 | 丈夫对外以自己名义借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前言
具体规定与释义
广告中不能出现极限词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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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雷石普法 | 广告宣传应注意哪些内容——这些法律常识你应该了解
前言
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十条：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有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检索与分析
根据检索的结果，进入商家详情页后查看价格日历如下：
五家酒店中，价格涨价幅度最高的从83元每日到327元每日，上涨2.939倍；涨价幅度最低的为98元涨价至108元，上涨0.102倍；其他酒店189元涨价至333元；125元涨价至251元；80元上涨至168元。（上述数据仅代表笔者摘录的沈阳市皇姑区部分考点的酒店价格，可能因数据量小不具有普遍性）
可以看出，在圣诞节以及周末的叠加影响之下，部分酒店的涨价幅度尚可接受，存在部分酒店涨价幅度畸高。
这里引用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曹露和宋杰发表的文章观点：
“自由价格机制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性机制,但并不意味着就不需要政府干预。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垄断、外部经济效应、信息不对称、公共物品、市场投机、群体性的非理性行为的存在,以及实现社会保障的需要和政府投资的介入,使得价格干预成为必要。合理的价格管制是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的必要条件。” 《政府价格干预是市场经济中增大社会福利的必要条件》
因此，应当进一步完善价格的监测制度，《价格法》确立了价格监测制度，2003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又依据《价格法》的规定发布了《价格监测规定》。
《价格监测规定》第六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可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经济活动的实际情况和价格工作的需要，制定或授权下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制定补充的价格监测项目和标准，但不得与国家制定的价格监测报告制度相抵触。补充的价格监测项目和标准，应报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备案。
该规定的实施为价格监测制度提供了较为完善的法律依据。至此，有关价格监测制度已趋成熟和完善，基本能适应目前的经济发展的要求，但更需具体的实施。，需要确立明确的惩戒措施。
总结
而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立法和监管必须同时到位。价格法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制定时间较早，而我国经济发展的变化快速且多面。
立法必定是滞后的，务必完善相关细则，划清酒店“合法合理涨价”和“违法无度涨价”的界限，完全可以将对应的权限下放，根据各地区市场情况确定指导价格，加强价格监管和政府价格干预，细化惩戒措施，莫让“考前住不起酒店”成为每一年的话题热点。
最后，雷石律所衷心希望每一名即将步入考场的学生都能进入自己心仪的院校，在自己选择的专业道路上，不忘初心，拾级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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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雷石普法 | 酒店定价的自由与限制
关联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司法困境
（一）现行法律规定存在局限性
1.构成要件不确定
只要出现上述三方面的混同，法院就认为关联公司人格混同，这会让实务中出现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在笔者检索的案件中发现，法官更倾向于忽略或者一带而过地认定关联公司。在检索的案件中，虽然对于人格否认是例外，但是有些案件法院在认定中就存在问题。
对于财产混同、业务混同和人员混同这三者的具体界定，缺乏统一标准；是结果要件面临的困境，对于债权人利益受到何种严重损害亟需进一步界定，以防过度保护债权人利益致使阻碍公司集约化和规模化发展。
2.引用法条存在不确定性
在笔者检索的案例中，以下三个法条被援引的次数最多。
《公司法》第 20 条第 3 款
毫无疑问，该条在司法实践中被引用率最高，这也符合当下状况。目前对于一般公司人格否认规定有且只有规定在《公司法》第 20 条第 3 款中，法官在援引该条时认为，虽然关联公司在主体上与人格否认条款有所出入，但是仍然在立法目的之内，即法律所想保护的范围依然没变，人格否认制度设立的初衷是防止股东有限责任和公司独立法人主体的滥用。
在关联公司中，公司背后的实际控制股东滥用有限责任导致公司人格出现混同，破坏公司的独立人格。所以在关联公司因为人格混同而依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局限性判决，并无不妥。
《公司法》第三条
这种观点认为该类型案件无需引用《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直接引用《公司法》第 三条之规定。
支持援引《公司法》第三条进行判决的人认为，十五号指导案例的关联公司与现行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适用条件并不一样，比如第三款规定的人格否认之诉的对象为公司背后滥用独立人格的股东，是自然人，而指导案例的关联公司之间并不都是存在股权关系的情形；
第三款之规定的责任承担主体是公司背后滥用权力的股东，而指导案例是三个关联公司一起连带对债权人承担清偿责任；《公司法》第三条规定的公司的独立财产属性和对外承担责任的独立性足以应付类似案件的解决。
援引民法中的原则性规定
法院认为公司之间人格混同违背了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和法人的一般规定。基于此规定否认关联公司的人格。但其实仅凭此无法直接得出关联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结论，因为要求关联公司承担最终责任，显然与公司背后实际股东担责的规定相去甚远。
即使退一步来讲，依照民法中有关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认定关联公司之间构成人格混同违背了该项原则，也只能让关联公司中有过错的主体赔偿债权人的损失，无法当然得出关联公司对债权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加上民法中原则的适用范围太过宽泛，这使得法官在解读过程中难免会有不确定性，很容易造成同案不同判的情形。
针对上述对立法规定的局限以及法律援引存在争议来看，由于关联公司等相关法律规定在我国法律上仍属于空白，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上述学者或者法官的援引做法针对关联公司的解决途径存在诸多情况，因为没有标准说法，所以无法进行统一认定和裁判，所以将其制度化、明文规定下来就显得十分有必要。
（二）控股股东责任的缺失
关联公司人格被否认后，忽视了其背后的股东的责任承担，也就是把关联公司之间视为整体一起对外承担责任，背后的控制股东无须担责。
还有部分观点认为控制股东应当与关联公司一并承担责任。笔者认为，关联公司背后的控制股东通过关联公司给债权人造成损害，则应该遵循公司法的价值理念，在关联公司扩张适用人格否认，一定要贯彻《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人格否认的一般法理和价值，体现公平和正义;
因为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存在的价值是更好地保护债权人，实现债权人、股东、利益的平衡。如果按照指导案例中不追究关联公司背后的控制股东责任，那么会更加放纵其不法行为;因为在出现人员、财产、业务等要素混同的情形时，伴随的往往是控制股东侵吞、转移财产，造成债权人的权益没有充分的保障。
（三）举证责任分配不均
在笔者检索到的案例中，法官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一般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由原告人提出举证，提供证据证明关联公司存在对法人人格的滥用。
原告不仅需要证明自己的利益受到被告的侵害，还要对被告滥用行为造成的人格混同进行举证。
显然这对于原告的举证责任要求过高了，因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债权人(原告方)对于公司内部情况，公司是否存在众多关联方，以及背后的控制股东很难完全了解;
更多时候，背后的控制股东为了达到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惜违法操作，这些都是债权人难以举证的很容易让债权人处于被动的局面，举证责任分配的不均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权益。
关联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明确构成要件及认定标准
关联公司人格否认要参照适用《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明确关联公司人格否定的各项要件标准：
（二）明确控股股东责任
一方面，应当明确关联公司认定标准，《公司法》中具体界定关联公司的定义，且对核心要素“关联关系”进行界定，明确本质特征；
另一方面，明确控股股东作为责任主体应承担连带责任，我国司法实践上均没有将关联公司的共同控制股东纳入责任主体，仅仅只对关联公司的各种行为阐述分析，却对共同控制股东没有进行任何分析，认为这是有失偏颇，往往控制股东才是最大的受益者，故应当明确其作为责任主体应承担责任。
至于控制股东的责任追究，笔者认为是如果在数家关联公司中，背后实际控制股东滥用权力导致关联公司之间人格混同，此时可以直接让控制股东承担责任而不用对关联公司的人格进行否认；
如果关联公司人格已经被否认，那么控制股东应当在各关联公司清偿不能或者无法完全清偿的情况下一起负连带责任，这样不仅对于债权人的利益最大化的保护，也能更好的体现人格否认制度的价值所在。
（三）举证责任的合理转移
在笔者检索案例中，法院未认定人格否认占比最大的一部分就是证据不足，这是因为债权人不同于普通的民事诉讼原告人，对于关联公司的运作，债权人和实际控制股东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所以按照普通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显然无法实现公平正义。
双方举证能力是分配举证责任着重考虑的因素，举证责任倒置无疑是对于关联公司人格否认在原告处于弱势地位的一种弥补，主体要件和结果要件，原告债权人应予以举证证明，证明自己主体适格并自身权益受损的客观事实，而行为要件，基于原告获取证据的难易程度，合理分配举证责任，由原告提供初步证据举证证明存在合理怀疑，再由被告排除合理怀疑，将债权人难以掌握的证据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债务人。
比如债权人作为原告提出初始的证明责任，包括关联公司或控制股东的损害事实，那么则应由被告方证明自己关联公司之间并没有人格混同，如果被告无法证明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有关关联公司人格否认案件的数量逐年增加的，司法实务中也暴露出各种问题，《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没有对人格否认的适用主体完全涵盖。
当前关联公司规制面临着无法可依的局面，需要在未来的法律修改中及司法解释中予以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在 2013 年第一次用指导案例的形式肯定了关联公司适用人格否认制度的规则，这让很多法官在遇到类似案件时有一定的参考。
从《公司法》第二十条到最高人民法院十五号指导案例和《九民纪要》的相继出台，从司法案例到条文的制定，学者对人格否认制度的研究从未停止，希望立法机关在未来可以及时跟进立法。只有实务界与理论界不断地研究和探索，才能促进这项制度在我国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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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社会夫妻家庭的住房压力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引发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婚前个人房产婚后在房产证上加上配偶的名字，这样的纠纷屡屡发生。
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如标题所示，如果夫妻一方将其个人房产约定与配偶共有，但二人没有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变更手续，那么赠与的这一方面反悔，可以主张撤销这个赠与约定吗？接下来由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的专业民商事诉讼来给读者进行分析。
首先，《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夫妻双方对于个人财产赠与为夫妻共有财产的约定，应当对双方都是有约束力的。
其次，关于赠与是否能够撤销，涉及的是《民法典》中对于赠与合同的约定，即《民法典》第六百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这一条款我们称之为“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
最后，《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三十二条已经对对于夫妻一方将个人房产全部赠与另一方的问题进行了规定，即“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或者共有，赠与方在赠与房产变更登记之前撤销赠与，另一方请求判令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民法典第六百五十八条的规定处理”。
结合上述三点，我们可以发现，是否可以撤销赠与房产共有约定的最核心因素就是赠与人进行变更登记。
如果赠与人已经进行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那么就不能够行使“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
如果夫妻只是进行了口头或者书面的约定，赠与人还未到不动产登记中心进行产权变更登记，那么赠与人就可以履行自己的任意撤销权。
综上所述，法律事务的分析和处理是需要专业知识作为依靠的，一般社会群众如果一知半解的就去实施法律行为，那么自身的合法权益就有受到不法侵害的风险。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人员去处理，遇到任何法律纠纷，聘请专业的律师提供法律服务才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最优方式。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欢迎有需要的读者前来咨询或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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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雷石普法 |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约定将个人房产与另一方共有，但未登记加名，赠与的一方可以主张撤销吗？
前言
司法观点和判例
参考案例：陈武平、罗士奇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案，案号：（2021）最高法民申3543号
案情简介
2005年，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以罗士奇年龄不符合贷款条件为由，拒绝与罗士奇签订按揭贷款合同。为解决住房问题，罗士奇遂以其儿媳陶慧君名义签订购房合同，购买南昌市东湖区叠山路532号1号楼1902室房屋。房屋首付款、每月按揭贷款及实际占有房屋期间产生各项费用均由类费用罗士奇支付，从签订合同、交付房屋到至今一直被罗士奇合法占有、使用。案涉房屋登记于陶慧君名下。因陈武平与陶慧君另案民事纠纷，陈武平请求拍卖案涉房屋，故罗士奇提起执行异议。
法院认为
不动产物权登记产生的公示公信效力仅是一种推定效力，登记行为本身不产生物权，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其为真正权利人时可以推翻不动产登记的推定，维护事实上的真实。具体到本案，罗士奇与陶慧君之间存在借名购房关系，罗士奇也提供证据证明其系案涉房屋实际出资人及占有人，案涉房屋因尚未还清银行贷款未及时变更产权登记。且罗士奇通过借名买房，将真实物权登记于陶慧君名下，并非为了规避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国家、地方政府限购政策，亦不违背公序良俗，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之规定，当物权登记与实际权利状况不符时，以实际权利状况为依据认定事实的情形。故二审判决据此认定罗士奇为案涉房屋实际权利人，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并无不当。
情形二：不可以排除强制执行
参考案例：杨文静、王雪松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再审民事案，案号：（2020）最高法民再378号
案情简介
2013年6月5日，王海容受王雪松委托以买受人的身份认购了仁恒公司开发的兰州市城关区和政东街199号仁恒国际3期A13栋1302室房产。2014年7月5日，王雪松与穆萨公司签订《房产代持协议》约定王雪松委托穆萨公司作为其在兰州所购房屋的代持人。
2014年7月6日，兰州仁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恒公司）向穆萨公司出具1104788元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一张，销售的不动产楼牌号记载为案涉房产。
2014年7月21日，仁恒公司与穆萨公司就案涉房产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2014年7月6日，王海容向仁恒公司提出更名申请，申请将案涉房产更名至穆萨公司名下。后因杨文静与穆萨公司另案纠纷，请求拍卖案涉房屋，故王雪松提出执行异议。在法院审理中查明，王雪松系因系因买房不想让配偶知晓，才故意将房屋交由穆萨公司代持。
法院认为
首先，本案中王雪松因不想配偶知晓买房事宜才委托他人代持，对人民法院查封案涉房屋前房屋未过户至其名下存在明显过错。
其次，王雪松在人民法院查封案涉房屋前未与出卖人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王雪松提交的《房屋买卖合同》和不动产销售发票记载的案涉房屋买受人为穆萨公司，王雪松并未在法院查封案涉房屋前就案涉房屋与出卖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
再次，在案证据无法证明王雪松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案涉房屋。王雪松提交的其缴纳物业费、停车费、电费等凭据均形成于2017年12月4日人民法院查封案涉房屋之后，相关购买家具家电票据显示购买人并非王雪松。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王雪松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实际占有案涉房屋。
最后，在案相关票据中并无任何王雪松支付案涉房屋价款的转账记录或票据，无法印证王雪松交纳案涉房屋购房款的主张。虽王雪松在本案二审判决作出后，申请解除了对案涉房产的查封，并取得案涉房屋不动产登记证书，但不能改变案涉房屋被人民法院查封时，王雪松对案涉房屋不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这一基本事实。
参考法律法规
第二十四条 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
第二十八条 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京高法发[2011]254号）
第十九条：法院在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权过程中，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特定房屋实施强制执行，案外人以其与被执行人之间存在借名买房关系，其是房屋实际所有权人为由，要求对该房屋停止执行的，一般不予支持；申请执行人要求对该房屋许可执行的，一般应予支持。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异议及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审理指南（二）》
14.金钱债权执行中，执行法院对案涉房屋采取查封措施后，案外人以其与被执行人存在借名买房关系，且系房屋实际所有权人为由提出异议的，应裁定驳回异议。由此引发的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应驳回其诉讼请求。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查处理执行裁决类纠纷案件若干重点问题的解答》
11.案外人异议之诉中，案外人以借名买房为由，请求确认涉案房屋权属并排除执行，如何处理？
意见:金钱债权执行中，人民法院针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房屋实施强制执行，案外人主张其与被执行人存在借名买房关系，且能够提供证据证明被执行人只是名义产权人、案外人才是实际产权人的，如无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可以排除执行。
说明: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下，应根据实际情况判断，保护实际产权人的合法权益，实现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保护目的。
律师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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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民法典》首次将“居住权”新增到了物权篇用益物权的种类中。
《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六条 居住权的定义 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
简单来说，居住权即居住使用权，其作为一种用益物权具有特殊性，居住人对住宅只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不享有收益的权利，不得将住宅进行出租等营利活动。
那“居住权”在现实生活中会产生怎样的纠纷呢， 举一个简单地例子：
甲与丙二人系夫妻关系，甲生前将婚前个人财产房屋赠与其弟丁，但丙仍可常住，对其房屋享有居住权。后丁将房屋进行出售，张某在对房屋设有居住权不明的情况下购买了丁出售的房屋，丙依据其享有的居住权拒绝为张某腾房。
在《民法典》实施后的案例来看，法院保护了居住权人的权利。
那么我们在买房过程中如何确定房屋是否设有居住权呢？
根据《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八条 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
所以居住权的设立必须向登记机构申请登记，居住权的登记可以向房产所在地的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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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发布者在发布广告前对相关事项进行审查，是《广告法》为其设定的法律义务，广告发布者应当严格履行。《广告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广告发布者应依据法律、行政法规查验有关证明文件、核对广告内容，对内容不符或者证明文件不全的广告，不得发布；《广告法》明示了广告发布者对广告的审查义务。
审查对象
根据《广告法》的相关规定，广告发布者在履行审查义务的过程中，需要对特定对象进行审查，该等对象主要包括广告主的主体资格、广告商品及广告内容。
审查机制
《广告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四条原则性地规定了广告发布者应当建立从事广告业务的机构、人员、制度。
未尽审查义务的法律责任
民事责任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五条、《广告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就销售商品而言，消费者可以要求广告发布者承担或先行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形包括：
（1）广告主发布虚假广告，使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广告发布者不能提供广告主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可以要求广告发布者先行赔偿；
（2）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的虚假广告，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广告发布者应当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
（3）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以外的商品虚假广告，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广告发布者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发布的，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
行政责任
根据《广告法》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广告发布者明知或应知广告主的广告虚假仍发布的，由工商管理部门给予处罚，无需商品已经给消费者造成损害。
刑事责任
指广告发布者明知或应知虚假广告而发布，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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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带薪年假是法律赋予每位劳动者应有的权利，但是现实中，有很多企业会通过自己制定的规章制度来规定未休年假到年底自动清零。许多劳动者忙碌一年才发现，自己还有带薪年休假没有休。那么，对于未能享受的带薪年休假，是否会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到年底自动清零呢？
法院判决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过这样一起劳动争议纠纷：其中，耿某某主张其每年享有5天带薪年假，其在职期间未休带薪年假，某某公司亦未支付未休年假工资。而某某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其主张耿某某已休完全部带薪年假，理由是《员工手册》规定每年的带薪年假应于次年2月28日前全部休完，否则视为放弃。
法庭上，某某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
法律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国家实行带薪年休假制度。劳动者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规定，用人单位经职工同意不安排年休假或者安排职工年休假天数少于应休年休假天数，应当在本年度内对职工应休未休年休假天数，按照其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其中包含用人单位支付职工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
用人单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但是职工因本人原因且书面提出不休年休假的，用人单位可以只支付其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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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公司规定“带薪年假自动清零”是否有效
